四方面军北上,第十一章南下和北上的岁月

2019-08-25 10:07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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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第一节困惑与磨难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历史是曲折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徐向前又遇上了一条之字路。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1935年9月,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按照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过茫茫草地,返抵毛儿盖。随后,向松冈、党坝一带集结。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徐向前本来就话语不多,如今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回顾三个多月以来与中央红军由会合而分开的曲折历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异常沉重。在穿过草地时,他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行进的队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动活跃的气氛。谁都说不出南下会怎么样。大地被凄风寒雨笼罩着,田野一片迷茫。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警告和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劝阻,顽固坚持其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要把红四方面军及五、九军团拖到川康边去。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他于9月中旬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什么只有大举南进,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事实上,张国焘的“进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从政治上说,它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对立,完全脱离了全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只能使红军处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从军事上说,南下遇到的对手,并不是什么“川敌残部”,而是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从根据地的条件来说,所选择的川康边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不利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条“进攻路线”的碰壁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意识到了南下道路的艰难。他沉默中痛苦地思考着。然而,对于同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指战员来说,“进攻”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英雄儿女,一听说南下是去打蒋介石,不少人又磨拳又擦掌。张国焘正是利用了广大指战员对反动派的阶级仇恨心理,以售其奸。

  徐向前回忆道: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址在一所喇嘛寺里。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④。

  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寺内。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到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颜观色。张国焘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毛、周、张、博”。他诬蔑中央红军是“向北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分裂红军”,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第二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声言要“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有的人发言慷慨激昂,甚至攻击党中央,表态拥护“张主席”的决定。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猛抽烟。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张国焘“请”朱德和刘伯承发言。刘伯承讲了一番革命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话里有话,反对张国焘那一套。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他说:同志们哪,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徐向前对朱德总司令十分敬仰,从南昌起义开始,他就听说了朱德的大名。在东江、鄂豫皖和川北的年代,徐向前总是把朱德、毛泽东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对朱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品德,尤为敬佩。他对朱德说的“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天下红军是一家“,”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完全同意。尽管会上有人示意要他发言,要他反对中央,他始终没有发言。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

  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谓“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和“下令通缉”他们。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朱德总司令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我说:党内有分歧,准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10月7日,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规定红军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依托。另以一部牵制并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之敌,以使主力得以各个击破敌人,夺取目的地。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10月8日,部队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急进。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利守难攻。沿途多深山狭谷,要隘急流,不便大部队展开。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由刘文辉部的两个旅防守;大金川以东之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由杨森部的4个旅另1个团驻守;达维以东的日隆关、巴郎山等地,由邓锡侯部1个团驻守。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红军按原计划发起战役后,首先由右纵队抢占绰斯甲附近的观音铁桥渡河,以便左右两军夹河而进,隔岸呼应。但是,右纵队抢渡受阻,延迟了出动时间。11日,率左纵队行动的徐向前临时决定由四军立即出动。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三十军及二十七师跟进。左纵队抢渡成功后,即沿河急进,攻克绥靖、丹巴、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巴郎山等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至20日,战役结束,共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歼敌3000余人。这一战役的最大缺点是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击敌。当右纵队渡河受阻后,按兵不动10多天,任务全由左纵队承担。这样,等于只有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其余一半则陷于无用武之地。左纵队兵力不足,无力乘胜围歼逃敌,结果只打了一个击溃战。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10月20日,红军总部又发布了《天芦名雅邓大战役计划》,决定:以①朱德与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组同志的谈话。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主力乘胜速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遥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

  对康定、汉源、荣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徐向前日夜精心筹划,决心要打好这一仗。这时,敌人的防御部署是: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及沪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主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之模范师9个团集中守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18个团向西增援。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红军共分三路纵队进击:右纵队以四军、三十二军组成,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荣经活动;中纵队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九军二十五师组成,先进占宝兴、芦山,而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左纵队为九军二十七师,除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团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徐向前和陈昌浩随中纵队行动。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

  10月24日红军发起攻势。仅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芦山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造成了进可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天、芦、名、雅、邛、大一带,崇山峻岭,森林丛错,悬崖峭壁,道路崎岖。红军队凉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充分表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旺盛攻击能力和顽强、果敢、迅猛的战斗作风。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战局打开后,西取康定、沪定,还是东进川西平原?是摆在部队面前的突出问题。张国焘提议,重点夺取康、沪,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天全、芦山一带粮食和人口较多,便于补充和发展,主张在此与敌决战,得手后趁势推向川西平原。他们于11月7日发电给张国焘,提出:如马上进西康,补给困难,减员更大,力量分散,天气极冷。目前仍在此寻机打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四军夹击天全。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此地决战得手,则东出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这时,刘湘为确保川西平原,屏障成都,已调集主力前来防堵,在名山、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一线梯次配置,兵力共达80余团。徐向前决定以1个师围困名山,以一部钳制荣、汉方向之敌;以主力对名山东北方向之敌,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力求将敌分割全歼。

  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镇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战役发起后,进展相当顺利。这一带地形多是平川和水网地带,敌人靠大量明碉暗堡防守。红军发扬了近战、夜战的特长,打得敌人抱头鼠窜。14日,占王家口、朱家场、太和场等地。16日,扫敌200多碉堡后攻占百丈关重镇;接着将援敌6个旅击溃,沿百丈通邛崃的汽车路猛打猛追,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此时前方仍有优势敌人防堵,徐向前遂令先头部队停止追击,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反击。在追击中,由于红军紧紧咬住溃退的敌人不放,敌机分不清哪是白军,哪是红军,无法投弹、扫射,只能在上空盘旋一阵飞走了事。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11月19日拂晓,敌10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突出于百丈地区的10余里长弧形红军阵地猛烈进攻。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在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下,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成了一片火海。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与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里的泥浆。敌人的后续部队越增越多,象蝗虫似的,一群接一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七昼夜,红军毙伤敌1.5万余人。徐向前和陈昌浩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全国解放初,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

  百丈战斗红军伤亡近万人,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则部署于西南之康定、沪定地区。他们采取稳扎稳打办法,实行堡垒战术,在巩固既有阵地的基础上步步推进。

  四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

  时值隆冬,雨雪连绵,寒苦异常。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靠挖野菜、土豆充饥。徐向前虽多次命令后方部队想办法打野牦牛,但漫山皆白,打牦牛的队伍不仅收获不大,许多人还得了雪盲症,无法继续行动。这里又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生产落后,物资缺乏,人日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寥寥,难以弥补红军的战斗减员。所有这些,使徐向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时在广大指战员中也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

  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20)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南下期间,徐向前一直忙于在前线指挥打仗,有时回总部去汇报军事情况才得见到朱德总司令。这期间朱德一直不放弃同张国焘的原则斗争,总是劝张国焘,说他这个“中央”不是中央,要他服从中央的领导。朱德对红军部队的作战指挥不干预。因为红军要生存就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徐向前对朱总司令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态度,由衷敬佩。

  由于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己指日可待,四方面军便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全军经过整编后辖六个军约二十八个团。为了在北上途中侦察道路、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同陕北主力红军会合作出贡献。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打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但当地物产贫瘠,征集到的食品仍很有限,因此,要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分配给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有几两,不足的部分要靠野菜等代替。朱德自己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由他亲自带队,从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还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

  这使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心中是怕中央了。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不久,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打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接着,中共中央又把“十二月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部门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21)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中共中央为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争取张国焘的转变,采取了积极的方针。1月24日,由张闻天致电朱德,电称:“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日子里,举行纪念大会,并由朱德倡议,举行了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22)。

  “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党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来电,表示对他们“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23),这使朱德感到欣慰。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三电均悉,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的时机也很有利。六月中旬,党中央根据两广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等部被调南下、甘南地区敌军空虚的形势,来电指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时,“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24)。二十五日又来电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

  关于战略方针,电报中提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同时说明:“胡宗南业己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25)四方面军在六月二十五日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迅速北进,乘虚出岷州地区的决定。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拢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象,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前来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26)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27)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28)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天,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9)。

  “二、四方面军在现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

  会师后,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辖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约一万六千余人。

  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参加这次盛会的老红军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艰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川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考虑选择之。”

  “总司令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了。他个子不高,不像我想像中那样高大、严肃,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全体指战员的心里。”(30)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一部署。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这时,天全、芦山地区薛岳部正集中6至7个师的兵力与川军配合,向四方面军进逼。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决定,执行北上方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伺机策应二、六军团北进。

  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现“迅出甘南”的计划,七月一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31)。三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七月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

  第二节心中升起新的希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茫茫草地,在八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次北进,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按照《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分为三个纵队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发。徐向前率一纵队行动,经过两次过草地,又苦战几个月,他的身体相当虚弱,晚上一般不参加总部的会议,提前休息。但一路上他仍坚持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每当警卫员劝说他骑马,他总是说:“天冷,走路比骑马暖和。”

  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32){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79_1.bmp}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八月一日,毛泽东等得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占领包座后,来电表示“无任欣慰”,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33)同一天,朱德等回电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桃、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34)八月三日,党中央复电朱德等:“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主峰党岭顶天矗立,终年积雪。冰雪晶莹,空气稀薄。徐向前从当地群众中得知翻越折多山要两天路程,每天下午山上起风暴,要通过主峰党岭,必须赶在正午以前。他细心地计划了路程,命令部队头天下午整装出发,向半山腰前进。他和指战员们一样,拄着木棍,顶着风暴,一步一步地攀登。为了安全通过这座大山,前锋和后卫部队均配属电台,与总指挥和军部保持联络。入夜,风暴越来越大,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战士们一堆一堆挤在一起御寒取暖。拂晓,部队继续前进,山上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拖着冻得麻木的双腿,你挽我扶,气喘吁吁。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转眼冻成了冻筒;漫山皆白,在阳光反射下不少人刺得象“睁眼瞎”似的。一些体弱的战士,走着走着,一头栽下去就长眠不醒了。徐向前看到这些情景,心如刀绞。他一次又一次发出命令,要把病伤的同志保护好。正午前,徐向前和先头部队终于胜利通过党岭。他下令把一面红旗插在顶峰,让鲜艳夺目的红旗在风雪中飘扬,给后续部队指引奋力前进的目标。

  (35)

  3月15日,方面军机关总部抵道孚,继后进驻炉霍。接着,三十军占领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至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徐向前命令部队积极筹粮准备北上。这时,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已东渡黄河进行东征。红二、六军团正转战在滇西北地区,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和方面军总部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二、六军团。

  八月五日,朱德和红军总部制订《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分成第一、第二纵队,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洮、西地区;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策应第一、二纵队。大军随即由川北挺进甘南。八月九日抢占进入甘南的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克哈达铺,接着在一个月内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岷州也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下。红二方面军则由哈达铺向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略阳一带发展。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西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4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派出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将李抱冰敌阻止于雅江以东,以确保二、六军团北进时翼侧的安全。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进行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工作。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就象一家弟兄,一、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道理了。”一番话把干部们都说笑了。

  九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隔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

  红四方面军自南下以来,减员很大,从原来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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