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与调查研究

2019-08-11 09:45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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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朱德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55年1月,朱德在广东、上海等地视察时,对当地负责人提出要组织和发展手工业。他还派秘书在各地调研,并将情况提交中央。回京后,朱德立即找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谈话,就如何发展手工业提出意见。

  (56)他还十分关心在海南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的情况,在过五指山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颂他们的斗争。

为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朱德每到一地,常常亲自召集座谈会。他曾说:“开会也是调查研究。”座谈会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等。朱德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聆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听汇报时,他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这种真诚态度使许多干部和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这是他能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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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德的关心下,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保护。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明确说:“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80)十二月十日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81)第二天,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总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82)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83)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作法很怀疑。

原载: 人民日报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在调查研究方面是一位楷模。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年事已高,但朱德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仅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他就到过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他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他向中央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朱德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比如,他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提出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村自由市场、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身居高位、事务繁多且年事已高的朱德是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呢?从他的调查经历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法。

  各城市中的守法户与基本守法户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属于这一阶层。”

制度化、经常化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外销要服从内销”。朱德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张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他说:“我以为不应当在内销和外销究竟谁应当服从谁这个范围内打圈子。年销和外销都必须服从更快地发展杜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整体利益。从这个利益出发,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内销尽量加以节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否则,如果要等到充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后再外销,那么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出路的,那就只会使对外贸易萎缩下去,因此,也就会使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受到损失。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在保证满足国内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须积极地扩大对外贸易。”(68)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不只是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早就说过:“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69)他说:“不能看不起美国的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70)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谈到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时说:“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的比。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里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71)他主张加强国际问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的投资。他多次说过:“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72)有些产品如石棉、硼砂、铁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投资建矿,以矿产品还账。”(73)“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现钱,货物也可以。”(74)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创收外汇,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李先念说:“公家的疗养地和风景区有许多房子,可以利用起来,办成国际旅游社,这笔收入是很大的。”(75)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务部部长杨易辰谈话时又说: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统一起来,办成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人,可以赚钱。把游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庙字都搞起来,一是对内服务,一是对外服务。”(76)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三年“大跃进”。

调查研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持之以恒,始终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朱德搞调查研究,不但坚持的时间长,而且调查研究的主题也一直较为稳定,即大多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着眼点。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于手工业的关心。

  九月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德在发言中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52)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56年,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做准备,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密集的调查工作。70岁的朱德,也积极投入其中。5月16日至23日,朱德赴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他前往辽宁考察。这两次考察的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在八大的大会发言上,朱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朱德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

1962年5月,朱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他不赞成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认为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和副业两不误。会后,朱德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广西等地视察。5月20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要允许私人或供销社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朱德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5月26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动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同。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八月十五日,平壤各界举行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盛大集会。金日成首相在大会上做了报告。朱德也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怀着兄弟般的友爱和敬意。中国人民象珍贵自己的胜利成果一样珍贵朝鲜人民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中国人民因为有朝鲜这样一个英雄的兄弟邻邦而自豪。”“在朝鲜人民反对外国曼略的三年正义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朝鲜人民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朝鲜民族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建设和安全。朝鲜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人的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热情。”(87)二十五日,朱德一行满载着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深厚情谊回到北京。

调查研究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

  “这些独立劳动者,虽然占有很小一部分资金,但他们不雇人或只雇很少几个学徒,并且他们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所以,决不应把他们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而应该看作是与农村中的中农同一性质的阶层。在这次‘五反’中,也证明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为掌握手工业发展情况,1961年3月,朱德赴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5月9日,他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食堂、手工业合作社和自由市场等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于大,存在不少问题”。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朱德在会上积极发言,继续提出加强手工业建设。会后,为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人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7月29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9月15日,他转报了关于庐山附近执行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报告;11月21日,他转报了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大会全面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确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956年5月,朱德从山西太原视察回京后,立即找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邓洁谈话,就手工业如何管理的问题提出意见。半年后,他再次找邓洁谈话,提出想把合作社都收归国有的想法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需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加以巩固。可是,有的人却因头脑发热又急于想把刚刚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迅速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朱德认为,这种变动事关重大,应该采取慎重态度。他多次说过,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不高,若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势必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带来不便。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找准问题、有的放矢

  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作法产生了怀疑。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他在煤炭工业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针对一些浮夸现象说:“要有实干精神,劲要鼓。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就不要讲。”(78)九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79)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的乱子。从这时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一九五九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朱德根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努力注意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尤其重视纠正急于改变所有制形式、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对平均主义、命令主义等“左”的错误。

1962年5月至6月,朱德视察陕西、四川、云南等地。6月20日,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谈到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呼吁给予手工业合作社适当的自主权。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外出视察的报告》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说:“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要扩大出口,必须手头上有一大批东西。”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在出国访问期间,来德认真地考察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四月二十五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出访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台实际的。他说:“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种局势下,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可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了。”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就认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1952年7月10日,在党中央酝酿制定“一五”计划时,朱德即致函毛泽东,专门提出要“注意发展地方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1953年2月13日,朱德再次致函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有计划地帮助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全国有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薄一波回忆说,朱德“一再要求我们要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并且多次提出书面意见。”(41)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听取主持会议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汇报并作指示。程子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朱德同志“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柬,可以畅所欲言。”(42)十二月四日,朱德在会上讲话中,针对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的错误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43)在这次讲话中,朱德谈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还着重谈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形式、政策等问题。他说:“在组织方法上,主要是由他们自集股金,自备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对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朱德讲话前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人主张用公私合营的形式;有的人主张只用生产合作社的形式,不用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朱德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说:“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在讲到政策问题时,他指出:“关于小手工业者板的人社问题,我看只要他放弃剥削,本人有技术,而又愿意参加劳动,服从领导,是可以让他人杜的。??至于未雇正式工人而只带学徒者,则应按政务院规定,仍应算作独立劳动者,不应划为老板。”(44)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朱德讲话的精神,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程子华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肯定了我国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还明确了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几种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骤和方法。这就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45)会议结束后,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些冒进的苗头。朱德一直注视着这个进程,经常找薄一波、程子华等了解情况,并告诫他们要防止冒进。薄一波回忆说:“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稳步前进。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也曾多次发表过意见。”(46)程子华回忆说:“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要防止盲目冒进,当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有的不适当地强调集中生产,有的盲日地将小杜合并为大杜,有的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他说,这样做,脱离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自愿原则,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月二十九日,朱德率代表团到波兰访问。列车驶入华沙车站时,受到隆重欢迎。朱德在车站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波兰,代表团还到了克拉科夫等地。在克拉科夫,参观了波兰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诺瓦·胡塔列宁联合冶金企业。朱德在有万名职工参加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感谢波兰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与帮助。

1960年2月至3月,朱德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等地调研,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难和“左”的做法的错误。在老家四川仪陇马鞍公社,他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截了当地说:“还不是肚子吃不饱!”为此,他向仪陇县委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4月2日,朱德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多,生产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各种机械必须是又经济又适合当地要求,是多种类多型号的,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在广西视察时,他看到那里物产丰富,发展土特产和经济作物很有前途,但由于在管理上过分强调集中统一,使地方和群众没有权力也没有财力去发展生产,严重地限制了地方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月十五日,朱德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为了发展广西的土特产,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制止上述不合理的事。”“否则就会自己整死自己。”又说:“我以为,根据广西的特点,在建设方针上,除了增产粮食,发展制糖、造纸等工业以外,如何大力发展土特产和开采矿产,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

调查研究主要是为国家建言献策,要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相结合。朱德的调研工作也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回国途中,他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在蒙古进行了三天友好访问。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重要观点同样依靠实事求是。他说:“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很多内容都是他结合各地的生产建设问题谈到的意见。

  包头钢铁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包钢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贪新、贪大的思想,没有考虑充分利用旧包头原有的基础,而是主观地设想在离旧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而且在厂房没有建起前,就先盖起几幢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朱德认为,这有悸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应该重新考虑这个规划方案。

朱德始终坚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注重倾听群众意见。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深入厂矿、农村,并且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同他们交换意见。他视察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

  大会通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961年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之后,朱德带着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查,感到调整农村政策效果明显。5月9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正因为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带着草案下农村调查研究,中央对如何调整农村政策有了较深入的认识。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经过调查,朱德认为海南岛是个“宝岛”,并致电中央建议开发这个“宝岛”。他在一月二十日的电报中说:“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工作。”

  朱德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讲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敲了警钟。”(47)为了总结前一段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讲话。他提出国家要扶植手工业,还特别强调要保护和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品行业。他说:“有根高手艺的老师傅是勤学苦练成功的,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给他们优待。老师傅把很高明的手艺传给青年后辈,是新社会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希望他们不要保守,否则‘人亡艺绝’,绝技就要失传了。”

  这时候,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战胜严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早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50)他还说过: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有好多东西他们还是需要我们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向他们买。”(51)建国后,他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加强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建设都不能自我封闭,中国也不能例外,必须放眼世界,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

  八大以后,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继续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一再提出一定要改变那种过分强调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朱德对薄一波说: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他从国际形势已进一步趋向缓和这个判断出发,更加强调军事工业要同民用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他说:“我看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和平工业,军队也要大大裁减。军工厂如不改为和平生产,要犯错误。”(53)他更多地到全国各地进行实际考察。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三月,朱德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盛自治区,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调查。这时他已满七十周岁了。

  二月十七日,他在听取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公共食堂情况时说: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的生活如果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84)四月十五日,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85)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86)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这样,我们就能换回大批的进口物资,我国的建设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会更加扩大。”(65)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贸部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外贸局长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朱德两次都到会讲话,阐述对外贸易的意义、方针和政策。他还提出: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们既“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的生产和供需情况。”(66)朱德认为,我国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太死,影响外贸事业的发展,必须进行调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视察东北后提出:“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67)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十日,朱德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要继续注意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过分悬殊的购销差价和地区间的差价,认真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他在发言中,又一次谈到发展对外贸易问题,更加系统地阐述他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思想,尖锐地批评“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客观规律和当前国际有利形势的。他说:“我主张使对外贸易有更大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更快地发展出口贸易,首先就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单纯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自给自足。”“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必然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上面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对头的了。”

  十三日起,朱德率代表团前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剩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着重谈的就是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制、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38)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时指出:东北人少地多,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闲着。林木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拿出来就是钱。“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39)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写的《意见》中说:“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40)对注意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朱德在这个时期谈得更多,抓得也更具体。

  朱德对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在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不久,便在这年十一月四日视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钢铁厂。

  三日,参加祝贺皮克总统八十寿诞的活动。代表团还前往位于魏玛的前布痕瓦德集中营,凭吊被法西斯杀害的德同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牺牲处,并献了花圈。

  他这次所到的地方,有不少是贫苦的山区。对发展山区经济问题,《报告》说:“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双重利益的。”(62)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十八日,朱德到会讲话,尖锐地指出:“山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他指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朱德强调:“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对利用山区的富源支援全国都有重大的意义。”他还指出:“建设山区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任务,也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部门的任务,需要各部门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门都要“把支援山区建设的工作认真重视起来。”(63)第二年一月十一日,朱德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把一些加工工业都搬到城里来办,一方面运输不便,同时也不利于农民对副产品的利用。有些加工工业应该下放给集体去搞。集体企业发展了,同样是给国家增加了财富。(64)他的这些主张,都是深入实际、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很具创见的。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上述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他在纪念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现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①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又说:“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②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旧中国留下的破烂的摊子,朱德深知,要顺利完成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积极性,万众一心地共同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朱德在和煤矿工作干部谈话时指出:“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已开始转向经济建设方面,”应该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方面的人来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就全国来讲,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只占少数,我们要是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生产建设的任务也是不容易顺利完成的。”③一九五○年一月十日,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团结,不但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而且要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④朱德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他明确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⑤的观点。第二年八月,他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又强调:自然科学工作一定要同全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发展自然科学是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朱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利用国际上一切有利条件,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他还强调: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89)他在访问苏联时,对驻苏商务参赞李强说:“现在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90)随同朱德出访的聂荣臻有一段回忆:“全国解放以后,朱德同志毫不懈怠,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中旬,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陪同朱德同志出访东欧六国。在访问期间,他常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要积极争取外援,注意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请外国专家到我国来工作,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91)一九五七年四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其中,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由朱德陪同访问沈阳。他们参观了鞍钢无缝钢管厂和沈阳第一机床厂。二十一日下午,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沈阳市的欢迎大会,有五万多群众参加。伏罗希洛夫结束在外地的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许多活动,朱德都出席作陪,直到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以他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朝鲜对这次庆典十分重视,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非常隆重。十三日晨当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车进入朝鲜境内的新义州市时,就受到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和劳动群众三千余人的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等专程前来迎接,并陪同中国代表团同车到达平壤。在平壤,欢迎的场面更加盛大,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者中以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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