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从乞讨的人到元首,第十一章

2019-08-11 09:45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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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4.6

1931—1933.1.30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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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从吉莉之死带来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后,参加了在北方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会议。这一次会议对该党很重要,只准党的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开得很成功,它标志着党的改组已结束。“我们的党”,几天后他说,“今天已团结一致,地方长官和政治领导人本能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的结果之一是,党将“所有懒汉,腐化分子和废物”清洗了出去。精简了党的机构,巩固了党的体制,加强了希特勒的个人权力。
  内务得到整理后,希特勒便放开手脚投身全国的政治活动。1931年10月14日,通过兴登堡总统的心腹顾问之一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安排,希特勒会见了“老头子”。在兴登堡跟前,希特勒显得手足无措。兴登堡身高六英尺五英寸,声音洪亮而低沉,是个势不可挡的人物。希特勒讲话冗长,令这位陆军元帅好不生气。据说,他后来曾向施莱彻尔抱怨说,希特勒是个怪人,永远也当不了总理,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莫过于邮电部长。此次会晤虽然令人失望,施莱彻尔仍对希特勒抱有希望。给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在新近大选中元首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他的国家主义纲领。“他是个有趣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口才。”这是他对希特勒的评价。“按他的计划,他上了天。要让他脚踏实地,你得抓住他的衣尾。”施莱彻尔——在德语中,它的意思是“阴谋家”——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物,但是,热情却有可能将他引入深水潭。他暗自认为,自己有能力左右从前的任何一个下士。
  希特勒习惯于被人低估。政府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失败,令许多德国人清醒过来,而希特勒在尔后数月内便在这些人中建立群众支持的基础。为了取得国外的支持,他试图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这是空前之举。他拟于12月11日(星期五)晚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解释他的党的“道路、意义和目标”。但是,在最后时刻,德国政府取消了这次广播演说,但他的讲稿译文却见诸赫斯特各报。
  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极端反共的政策。在演讲稿中,他希望美国人民,出于自卫的内心激情,会在“反对世界瘟疫”,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与他站在一起。
  1932年元旦那天,他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讲。他对听众说,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斗争中,上帝是站在他一边的。《圣经》不是说过,冷淡者应该被吐出去么?几乎就在此后,希特勒似乎取得了某种胜利——兴登堡的顾问们邀请他前往柏林。他们请他协助延长兴登堡元帅的总统任期,但这却与希特勒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他说,这样一来他便不得已多少要支持勃鲁宁总理的各项政策。他的拒绝表明即使公开与兴登堡竞争是一种赌博,但仍准备将整个政治前途拿出来冒险,进行总统竞选。“老头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保守必然会赢得右派的许多选票,而他公开保护魏玛共和国,反对像希特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又必然会将温和派和民主派吸引过来。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争夺政权的棋开局了。”他敦促希特勒去冒险。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为竞选运动搞到足够的资金。希特勒在德国的钢铁中心迪塞尔多夫的公园饭店作了一次讲演,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新近作出的“在有影响的商人中系统地开展工作的”决定,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议下,他于1月17日在工业俱乐部向一群有影响的人物作了一次讲演。
  在迪塞尔多夫讲演前,在秘密谈话中,希特勒已对自己的经济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会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张。他也主张取消一项旨在恢复经济的计划——兴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军队,且由大商家的头面人物管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因为他触及了与这些讲求实际的商人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300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讲演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50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翌晨,戈培尔太太给希特勒送来了鲜花。那时,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凭窗眺望。他慢慢转过身来,“以庄重的姿态”接过花束。“这是第一束鲜花,你是第一个向我道贺的女人。”他喃喃地说——据她的说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继续在自言自语,“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我为何不当副总理了。很长时间,连我的党员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阵沉默后,她朝门边走去。“是的”,她听见他在轻轻地说,“我得独自呆些时候。”
  他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命运使然,是沿着早已划好的道路迈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赋予他权力的人们却认为,他不外乎是受他们作弄的对象。例如,巴本就曾对他圈子里的人吹嘘:“他是我们雇来的。”然后他又对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你要什么?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认为他们已收买了一个独裁政权,但希特勒却无意当他们的傀儡。他立即着手为独裁奠定基础。首先,他将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要求一笔勾消。他说,因为与该党的谈判已经失败,新的选举便很必要了。接着,通过巴本,他说服了兴登堡将国会解散。
  最初的步骤有何意义,这很少有人明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社论并未预见到革命性的变更。毕竟,在希特勒内阁中不过是多了两名纳粹分子罢了——戈林与弗兰克。“从内阁的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当日的《法兰克福报》傲慢地说——48小时后它又评论道,“很明显,政府是围着休根堡转,不是围着总理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们广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国会内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从而改变魏玛宪法。
  《纽约时报》也抱类似观点:“内阁的组成并不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为其独裁野心欢欣鼓舞。”英国大使报告说:“总的看来,报界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静”,而“公众对这一消息反应冷漠”。
  正当这些观察家向世界保证希特勒无能时,他却在2月1日向选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在一连串鼓舞人心却又保守的词句后面,隐藏其革命意图。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对他之处置犹太人的计划,他闭口不谈。实际上,凡会伤害或吓住一般公民的东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发表广播演说过程中,美国驻柏林的临时代办正与一个人共进晚餐,此人是曾协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国银行的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是有能力让人当国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经济顾问;他向这位美国人保证,纳粹“并无实行他们著名的煽动性改革的企图”,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对新政权表示同情。”
  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4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振兴,重新武装实为首;祖国一旦重新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证,他们无需为其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去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需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政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起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寒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息。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信心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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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它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15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了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刹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对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仇视;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评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600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起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冥思苦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讲演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二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700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35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作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讲演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两性人”。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牲!连畜牲都不如,是畜牲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又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讲演。
  在此次讲演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作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仑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峻的竞选运动中,希特勒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汉堡的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勃斯目击过一次这样的时刻。
  他带着一份印有元首前晚的讲演的报纸,来到元首下榻的“大西洋旅馆”的房间内。希特勒一板一眼地说着“我的汤!我的汤!”对他表示欢迎。这话先是希特勒说的,后来,他的随行人员亦鹦鹉学舌且很随便。待克列勃斯来到元首跟前时,早餐时喝的汤已送到了。希特勒屈身喝起汤来,看上去,他又疲倦又满腹忧思。他抬头看了克列勃斯一眼,问他对吃素有何想法。不待克列勃斯回答,希特勒便感慨地发了一通议论,暴露了他对“忧郁症的恐惧”。
  希特勒在克列勃斯跟前暴露出他是个人,这还是第一次。(在德语中,“克列勃斯”的意思是癌)希特勒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常常盗汗,常常极端激动,四肢发抖,还常常胃痉挛。希特勒坚持说,胃痉挛是癌的预兆,他仅还有几年去完成他的事业。“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了”,他一边喝汤,一边宣布。“假若我有时间,我就不当候选人。‘老头子’(兴登堡)活不长了。但我不能丧失时间,一年也不行。我必须尽快掌权,在我有限的年月里,解决大量的问题。我一定要掌权!一定要!”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一议论。“人们可以说”,克列勃斯评论道,“他已振作品精神,这可从他的姿态,他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立刻看出来。沮丧情绪消失了,作为人的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元首。”
  正当希特勒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形象时,兴登堡的势力也在搞一场无声无息的竞选运动。这次,兴登堡未作一次讲演,这便加剧了他快要死的谣传。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说如他再次当选,退休金和薪金都将减少,失业救济金将被取消。到选举前夕,希特勒看来胜利在握。连嘲笑希特勒的史本格勒也决定投票赞成国社党,理由是“希特勒是个笨蛋,但国社党还是要支持的”。4月10日,星期天,希特勒又额外得了200万张选票,总数已达到1341.8051万张。老元帅所得票数只增加不到70万张,但他仍占稳固的多数——53%。共产党所得票数锐减。四分之一强的选民,不是听了戈培尔的话,投票赞成希特勒,而是投票赞成兴登堡,拒希特勒于总统府之门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预言,希特勒在劫难逃;在慕尼黑,破坏偶像崇拜的史本格勒和他妹妹则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谁有机会使人们难受”,他说,“谁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6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2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7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2月21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2月24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2月26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3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24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4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3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2月27日——带上4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9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2楼阳台。
  晚9时30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10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6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Reichsba-ner(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G.(”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3000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3月2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1572年8月24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3)

(3)

  大选后几天,勃鲁宁在别人劝说下,同意颁布法令,宣布党卫军和冲锋队为非法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毁灭政治上幼稚的总理,但是,它不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右派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正是抱有政治野心的冯·施莱彻尔将军渴望已久的时机。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而又不给纳粹权力的右派政权。毕竟在施莱彻尔眼中希特勒下士及其追随者,“不外乎是要大人领着手走道的孩子而已”。
  那年5月,他秘密会见了元首,并保证,如希特勒不攻击新的右派政权,他就解除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禁令。交易谈成了;5月下旬,施莱彻尔挑选了一位既有钱又温文尔雅的骑师弗兰茨·冯·巴本,作为他的政权的象征性总理。巴本是前参谋总长,又是普鲁士州议员。巴本的第一个反应是令人吃惊的:“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合适。”但是,只几分钟的劝说,他便成了合适人选。巴本还不知怎么回事,便发现自己已站在兴登堡面前了。
  “哎,亲爱的巴本”,陆军元帅慈父般地对他就,“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度过难关。”他只知道,巴本曾当过骑兵军官,经济上不依赖人家,是跑马场上的名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经验。但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却令兴登堡高兴。巴本再次说,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这次,兴登堡只说上几句话,便把他说服了。“你是个军人,在战争中你尽了军人的天职。祖国召唤时,普鲁士只有一个回答——服从。”
  希特勒在梅克伦堡度周末时,戈培尔打来电话说,兴登堡要在当天下午会见他。元首连忙赶回首都。总统告诉他,巴本将被任命为总理(因与施莱彻尔早有协商,对他,这并不是新闻)。他问希特勒是否支持他。“支持”,希特勒说。说完,简短的会见也随之结束。
  毫无疑问,施莱彻尔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他认为,勃鲁宁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希特勒。与许多军人一样,他深信,陆军不但对付得了这样一个激进人物,而且还能利用他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主义的军队。旋莱彻尔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如同常常发生在那些试图超过马基维利(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善谋——译注)的人们身上的事情一样,他聪明过头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很快便发觉,希特勒支持新政权的承诺是暂时的。他说,除非巴本言行一致,将国会解散,并取消镇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否则,支持一事他将不予以考虑。巴本果然这样做了,但希特勒仍不予以支持。相反,他重又批准在街头与赤色分子殴斗。暴力的浪潮又席卷了德国全境。仅在7月内,殴斗致死者就达86人,其中有30名赤色分子和38名纳粹分子。双方均同样好斗。在酷暑中,小打发展为大斗。7月10日,星期天,18名警察被打死;7天后,当一群纳粹分子在警察的监护下游行通过阿尔托纳工人住宅区时,一排子弹从房顶和窗口射来,把队伍打散。游行者开枪还击。据报道,在这场冲突中,有19人丧生,285人受伤。
  三天后,巴本动用了总统的紧急权力——魏玛宪法的第48条。这条宪法条文曾被动用过多次——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埃伯特曾用它取消8小时工作制;勃鲁宁曾数次动用它去关闭报纸。巴本以普鲁士政府已无力对付赤色分子为由,任命自己为普鲁士的帝国总督。这意味着该州的议会、政府业已结束,同时也预示了在每个州,只要坚决果敢地动用宪法赋予的在紧急情况下得以使用的权威,人们便能有所作为。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25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10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100万马克(约值25万美元),I·G·法本的代表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讲演4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43.9%,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3月9日中午,在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1919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1924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作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仑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坦卫戍区敬堂作为3月21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
  3月21日,全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凯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之爱国精神。
  希特勒之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凯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垦,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兴登堡的座椅前,弯下腰去紧握他的手。老头子深受感动,缓缓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两墓献了花圈。此时,礼炮齐鸣。
  由戈培尔一手导演的庆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军人、容克、君主主义者——均相信,希特勒对兴登堡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的理想的。然而,两天后,他便向客观的观察家表明,对谁他都不奴颜卑膝。场地不同了——这次是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气氛也大大不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边悬挂着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们谁才是德国的主人。下午2时5分,国会总裁戈林宣布会议开始。在简短地致词后,他朗诵了《苏醒吧,德国!》一曲的歌词。接着,他便请希特勒谈话。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会场沉静了片刻;接着便是众口一词的喊声“胜利万岁!”喊声连着疯狂的掌声。希特勒通过臂林,大步上台。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份讲稿,若按其措词之谨慎和调子之温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这个所谓授权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暂时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来温和,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品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4)

  “高举旗帜!
  紧密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挺进,
  步伐稳健,平静……”

  国会选举的日期定在7月31日。这又是一场旋风式的运动,也是希特勒的二度“飞越德国上空”。希特勒再次租赁了一架飞机,并用了同一个飞行员。经验证明,汉斯·包尔是个全天候的能干的驾驶员——他们曾几次在暴风雨中和大雾中强行着陆——现在,希特勒拒绝乘坐别人驾驶的飞机。他也有了第二个汽车司机专为他开车——21岁的埃利希·坎姆卡。坎姆卡在德国西部等候希特勒的座机,施列克则在东部恭候。在这次大选中,这两位司机共跑了5万余公里,且大都在土路上奔跑。希特勒对待坎姆卡有如家人。对包尔,他也同样亲热。经一周的苦战后,希特勒领众人在魏玛稍作休息。他带包尔出去逛公园——离他的住地贝尔维德尔旅馆不远。希特勒把其他随行人员甩在后边,仔细地询问包尔在战争期间当战斗机驾驶员时的经历,整整问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令地方长官绍克尔将众人拉进城内,并叫他在下午喝咖啡时找15个姑娘来陪客。此时,希特勒在贝尔维德尔餐厅内用餐的消息已传了出去,于是,穿着漂亮衣裳的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前来偷看他。希特勒兴奋地捅了捅坐在他右边的包尔,“你看,包尔那边有个小姑娘真漂亮,是个美人儿!”包尔对元首表示同情,说元首只能在远处而不能在近处看女人。“你说得对,包尔”,希特勒风趣地说。
  城里来的15名姑娘到了,但她们全将自己的侣伴抛开,如痴似呆地瞧着希特勒,看得他很不好意思。他于是建议全体到“艺术家咖啡馆”去。人们列队上了车。除元首外,人人怀中最少搂着一位姑娘。可是,过了不久,这家咖啡馆的女人们又把希特勒团团围住了。一阵骚扰后,希特勒忙令汉夫施坦格尔弹钢琴。但是,只听完两支曲子,希特勒便借口要准备明日的讲演,溜之大吉。
  在大选的最后两星期内,希特勒在50个左右城市作过讲演,所到之处,皆激起狂热。一次,在施特拉尔松,他竟让1万名左右听众在雨中等候了整整6个小时——因包尔在黑暗中找地方强行着陆费了时间。听众之所以能如痴似呆地倾听他的冗长的讲演,原因之一是,经济瘫痪症蔓延到了全国。
  11岁的埃贡·汉夫施坦格尔曾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帐篷内听过他对一大群听众作的讲演。“他掌握了人们的全部感情,群众中掀起阵阵狂热。”听众中既有穷人,也有富翁;既有教授,也有工人。开始时,大家都因为有对方存在而觉得周身难受,但是,过了不久,大家便成了一个整体疯狂地鼓掌,高喊着。埃贡看见一对匹配不当的夫妇——一位教授和一位女佣——离开帐篷。“在狂热的欢呼声中,他们兴奋地、亲热地交谈着。阿道夫·希特勒就有这种力量。”后来,埃贡被父亲带至“褐色大厦”。“好啦,孩子”,汉夫施坦格尔就。”找个地方坐下,不要闹,找点东西看看。”通讯员将一捆打字稿交给戈培尔。“是希特勒的演讲记录稿,刚打出来。元首离开了众人,在办公桌前坐下,戈培尔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他们似乎在一同审稿,以便发表。希特勒一边用铅笔作记号,一边在自言自语:‘这点好……这很有力……这点得删掉……’不到一小时前,他刚作完一次在他的生涯中最富感情的讲演。他在宣讲,在请求,在发怒,在咆哮。现在呢,他就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平静,一样通情达理。”
  在竞选运动中,反犹主义并未被当成一事件。希特勒仇恨犹太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许多人都置此予不颂——只要希特勒将其偏见置于合乎理智的水平上即可。大部分德国人均认为,当律师的犹太人太多了。他们也反对犹太人垄断百货商店和娱乐行业。战后,犹太人如洪水般从东方涌来,带来了东方犹太人的衣着和习俗。许多德国犹太人也为此叫苦不迭。其中,有两位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业已向新任劳工部长请求停止东方犹太移民,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势必加剧潜在的反犹主义。犹太人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他们与德国经济血肉相连,愿意忍受依然存在的社会偏见。毕竟,即使在开明的英国和美国,犹太人也是被排斥在最好的俱乐部和旅馆的门外的。容忍国家社会主义的也不只限于德国的犹太人。不久前,一群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曾宣布,除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外,纳粹运动是可以接受的,它将救德国于水火。
  7月31日(尽管维也纳一家报纸以“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为大标题,发行号外,泄露了希特勒的身世),(*1932年初,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曾敦促维也纳星期天与星期一报的编辑着手调查希特勒的身世。他们发现了证明希特勒的生父是私生子的文件,于是便发了上述的专号,希望对德国的选举有所影响)纳粹得选票1370.2779万张,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得票的总和还超出50万张。在得票数占总投票数37.3%的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向党提出建议,由他去竞选总理。
  戈林反对。斯特拉塞尔亦然,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与其它右派政党联合夺取政权的政策便全被破坏了。但希特勒急于掌权,无法说服。于是,他们便立即派人送信前往柏林,将希特勒之要求告知施莱彻尔。这个将军并不太相信,因为他认为,兴登堡是决不会将此荣誉赐给这位前下士的。他抱着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放弃其计划”的幻想,把他请到梅克伦堡会谈。8月5日,两人在首都附近的弗尔斯登贝格兵营会晤。希特勒不但要求出任总理,而且还要求通过法案,使他有权以颁布条令的形式统治全国——实质上是建立独裁统治。会见很成功,连希特勒也相信兴登堡会回心转意。在兴高彩烈之余,他建议在墙上钉一块板,以纪念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他将其幸福感带回了上萨尔茨堡,但戈培尔却不以为然。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他一心一意要搞行动,不是搞暧昧的妥协,而他的热情感染了纳粹集团。”全党已准奋夺取政权”,他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此,冲锋队已离开各自的单位。”8月10日,当兴登堡离开乡间别墅前往柏林时,首都已处于半包围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巴本主动提出辞职,但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兴登堡七窍生烟。这位奥地利暴发户自食品言,取消了对施莱彻尔许下的种种诺言;另外,希特勒也无治理政府的经验,连自己党内的头脑发热分子也控制不了。兴登堡总统甚至拒绝邀请希特勒赴会。
  次日上午,8月13日,希特勒住进了当作柏林总部的凯撒霍夫旅馆。客厅里的电话几乎终日不断,使这地方更像是战斗指挥所。旅馆的转门从未停转,大厅也开了锅。在主楼里,在为元首的副官和参谋开设的紧急办公室内,打字机嘀嘀嗒嗒响个不停;当地和外国报纸的代表们将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还有汉夫旋坦格尔,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希特勒这位风云人物发表意见。
  中午,希特勒会见了施莱彻尔。施莱彻尔告诉他,兴登堡只答应让他担任副总理职务。希特勒大怒,指责施莱彻尔不遵守诺言,并怒冲冲地走了出去。片刻后,他来到巴本总理的办公室,指责政府宽容旧制度。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态度令巴本大吃一惊。“总统并不准备让你出任总理”,他说,“原因是,他觉得对你还不够了解。”希特勒是不想吃半块面包的。他说,他将倾全力消灭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除非他掌握政权,并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否则他是无法做到这点的。他接着又说,人们是无法躲避流血的。这是历史教训。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总理府后,直奔戈培尔寓所。在这里,他一面怒气冲冲,一面又无精打彩地等候兴登堡召见。下午3时,巴本的国务秘书终于来电话了。希特勒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兴登堡是否让他当总理?国务秘书只回答说,总统有话对元首讲。会见是在总统府的书房内举行的,简短而正式。兴登堡决心不委派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去担任那样一个要职。不过,他愿意让他与巴本合作,“再次满足其爱国主义”之要求。他小心谨慎地说,他欢迎国社党参政。希特勒也同样客气地回答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的领导人,他坚持要组成新内阁,由他自己出任总理。
  “不行!”兴登堡喊道,“无论是在上帝面前或在良心和祖国面前”,他都无法承担”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由一党掌管的责任”。希特勒对别无选择表示遗憾。“那,你要当反对派是不是?”“我别无选择”,元首说。
  兴登堡动了感情,对纳粹与警方近来发生的摩擦表示抱怨。他说,这些事件加深了他的信念,就是说,在国社党内有人是控制不了的。然而,他却准备接纳希特勒进入联合政府。接着,他便将希特勒斥责了一番——是元帅对下士的斥责。“我必须叫你注意,你当反对派要有武士风度,不要忘记你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热爱祖国,这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如果像锋冲队先前那样,再搞恐怖活动或暴力行动,那我就会使用严厉手段的。”
  这话讲得虽然严厉,但兴登堡在会见结束时讲的一番话却又将其严厉程度减轻了。他说:“你我都是老军人,也希望共事,因为我们的道路也许会再交叉。所以,我向你伸出一只战友之手。”老元帅的人格使希特勒大惭;但是,书房门一关,他又把火发在巴本头上去了,今日之受辱完全是巴本使然。希特勒警告说,这一切的结果,也许会导致总统的倒台,对尔后发生的事情,他希特勒将不负任何责任。
  希特勒回到戈培尔的寓所后,汉夫施坦格尔发现,他“脸色惨白,几乎一声不吭,好一阵子情绪很坏”。之后,很奇怪,他突然打起精神,开始左右权衡是否接受副总理一职。”在某方面说来,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这我能想象得到。战时他也是个军人,是个相当鲁莽的家伙。”他沉思着说,看来,巴本总理像个真正的同志。“请注意,如果他愿意继续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
  大街上,报童在高声呼叫着报纸号外的大标题:《可怕的自负——希特勒自食品言——希特勒遭帝国总统斥责》。报纸说,希特勒要求得到全部权力——这是根据会见后发表的公报写的。公报之发表如此神速,这肯定是早有准备的。此举惹怒了希特勒,也打破了兴登堡抛在他头上的符咒。他觉得,他被军方和政治家“欺骗了”。一位敌对的传记作家同意这一说法。“国社党人已进入了权力的前厅”,鲁道夫·奥尔登写道,“他正在参与政治谈判,却遭到鄙视和平*?,又被人待之以傲慢,倘若最终不能取胜,他们之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许多大门朝他们敞开,虽然许多人与他们握手,却没有‘受尊敬的人们’接见他们。这些‘受尊敬的人们’,并不想利用他们,只想蒙其他们。”
  巴本的公报也使施莱彻尔几乎同样目瞪口呆,因为他依然相信,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让纳粹参政。他连忙传话给元首说,签订协议的机会还是有的。他还要求与元首会晤。希特勒断然拒绝与他会晤,此举令原来镇定自若的将军大为震惊。当晚,有位朋友发现,施莱彻尔脸色惨白,心神不定,语无伦次。他的话终于被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决定是对的。不能将权力交给阿道夫·希特勒。”
  在全市,冲锋队早已咬牙切齿,但党又长时期按兵不动;现在,他们再也按奈不住了,吵吵嚷嚷,要求立即行动。此时,希特勒已醒悟过来,恢复了平静。他将冲锋队的指挥官召至戈培尔寓所,据理说服他们,现在还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此时起义,结局定是灾难无疑。他们居然接受了希特勒的见解,希特勒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所有部队均休假两周。
  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南下,回到上萨尔茨堡。施列克摸黑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希特勒则一言不发。后来,汉夫施坦格尔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等着瞧吧,也许这样更好。”“他那昏昏欲睡又听天由命的声音表明,他的一切本色均不翼而飞了。”元首毕竟比其部下精明冷静,不时用诸如“由我们开始的事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我宁愿围困一个堡垒,而不愿当它的俘虏”,“日后我们会说,事情就该这样干”的话去鼓励部下。这也许是因为,其他人只看现在,而他则放眼未来。在兴登堡面前虚张声势取胜的赌博已失败了,但希特勒坚信,命运会让他度过难关的。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
  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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