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求壮大,浙江社科网

2019-08-04 08:47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TAG:

1934 年7 月初,红军面对的局面已相当严重。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在红军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懂中国国情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懂军事而指挥革命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图片 1

  自1934 年7 月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到1935 年1 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

图片 2

  1979 年底,粟裕请教叶剑英: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图片 3

  叶剑英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图片 4

  在粟裕向叶剑英请教之前的1973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曾经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事向朱德请教,朱德答复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转移)。”

图片 5

  粟裕说,朱德和叶剑英的谈话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

1934年5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央及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6月下旬,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由于种种原因,身为先遣队重要指挥员之一的粟裕并不了解先遣队北上的真实意图。

中央为何令先遣队北上行动?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曾回忆道:“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朱德在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提问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

  若干年后,他看到中央给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

图片 6

  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1934年7月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任务。先遣队浴血转战,横跨闽浙赣皖四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占领庆元县城,夺取竹口大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随后转战至龙泉县境内。在先遣队的艰难转战中,中央不断电令指挥先遣队夺取水口,攻打福州,提出先遣队不要在闽北苏区停留,全力破坏敌人后方交通,攻占遂安,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欲使先遣队的行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掩护作用。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先遣队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

图片 7

  1934 年7 月初,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

10月17日,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部队到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接见了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是皖南。当时皖南有几个县发生了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

1934年11月,转战至闽浙赣苏区的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11月4日电令,要求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由此,先遣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中央又令其增加兵力,继续北上行动,执行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任务以策应长征。

  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图片 8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但是,由于先遣队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后牺牲,仅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失败。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粟裕、刘英率部转移至闽浙赣苏区,随即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此,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先遣队未尽的历史使命,从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图片 9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中央指定挺进师的行动地域为浙江。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在国民党倾力“围剿”红军主力时,在其“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燃起革命烈火,即可触痛其中枢神经,达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也正因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所以浙江的革命斗争环境特别恶劣:浙江自1922年建立中共组织,至1927年6月建立中共浙江省委,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换了10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8位书记和15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迫使中央于1929年4月撤销浙江省委建制,以免继续遭受更多的损失。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但均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对于500余人的挺进师来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要进入浙江行动,无异于“垂饵虎口”。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图片 10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1935年2月,挺进师从赣东北出发,踏上挺进浙江的征程。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1935年4月,历经艰难转战的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领导的当地进步群众组织欢迎,获得了群众依托,使挺进师如鱼得水,获得发展。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图片 11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 月1 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挺进师的武装斗争,砸碎了浙西南人民脖子上的枷锁,人民纷纷投身革命,踊跃参加革命组织,恰如时任挺进师师长的粟裕所回忆:“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在浙西南人民的支持下,挺进师迅速燃起浙西南革命烈火,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以及农民协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挺进师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5个纵队。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道:“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后院起火、红色堡垒筑到家门口、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控制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极其狡诈;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的名将;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可见,为了对付挺进师,国民党当局可谓下了血本。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9月中旬,面对数十倍的强敌进攻,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并伺机开辟新的根据地。9月25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活动。但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所动,除派出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围住浙西南。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国民党军的“清剿”,自1935年9月19日发动进攻,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在长达8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11月20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效吸引、调动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实现了挺进师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标。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福州,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被动。

  先遣队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造次,先遣队占有主动权。福州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国民党军队于是疯狂追击,咬住不放。

  先遣队向闽东转移,正值8 月中旬的炎热天气,总计六千人的队伍有七八百号伤病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民夫难找,大部分伤病员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9 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 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于是,先遣队不敢怠慢,继续向北进发。

  粟裕认为,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中央既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先遣队必须到皖南去。如果让先遣队留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联系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

  当时,不仅中革军委的遥控指挥不切合先遣队的实际,先遣队指挥中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曾洪易的恐慌动摇愈益严重。先遣队在水口遭到敌军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赣浙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遭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将士的反对,中革军委也在回电中对他进行批驳,以后他由恐慌动摇而变为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

  粟裕说,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抗日先遣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从闽北挺进浙西。到了浙西,中革军委又相继下达了一系列叫人困惑不解的指示。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先遣队进行追剿。

  先遣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的指挥员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9 月底,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这里距原定的目的地皖南已不远。到了这里,先遣队才得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于10 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至此,先遣队已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多华里。这时的队伍大约还有三千人。

  闽浙赣苏区的刨建者是中国革命史上英名远播的方志敏。

  方志敏亲切地看望先遣队的将士们。苏区的人民热情欢迎先遣队的将土们。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粟裕被调到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是方志敏,政委是曾洪易。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

  十九师的任务是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的任务是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12 月中旬,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在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接火。

  红军沿路设伏,扼守险要地势。

  12 月14 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围圈,红军发起攻击。但红军在当时毕竟不善于正规作战,加之三个师之间配合不佳,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寻淮洲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夺取制高点。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

  形势对红军很不利,于是决定撤出战斗。在组织掩护撤退的战斗中,刘英和乐少华又先后负伤。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役。

  初战失利,红十军团陷入被动。

  谭家桥战斗之后,国民党纠集了近二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十军团围追堵截。

  红十军团在粟裕和方志敏率领下,于1935 年1 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

  1 月16 日,方志敏和粟裕商定:敌情紧急,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

  部队正要出发,刘畴西派人通知,说大部队虽已齐集,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

  粟裕认为情况紧急,不能再迟延了,必须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立即前进。

  先头部队沿中路斩关夺隘,在粟裕率领下于上半夜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一带。粟裕一边同省委和省军区联系,一边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没有来。

  第三天没有来。

  第四天还没有来。

  粟裕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去联络接应,均未能联系上。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山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通知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再以后就是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的消息。

  后来,少数突围的将士辗转找到了先头部队,粟裕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人的重围,由于众寡悬殊,又兼红十军团指挥失当,除一小部分突围,大多数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红军北上抗日光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吏!①

  1935 年1 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粟裕的感想是:

  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迸师。粟裕被任命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

  粟裕和刘英率挺迸师向浙南进军。根据形势的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粟裕率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后移至浙南。

  挺进师的游击区域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缘。

  浙南游击战争,从1935 年初开始,到1937 年9 月中旬与国民党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

  浙南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地发展起来的。

  粟裕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没有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有革命传统,浙江有些地区的地形对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有利。从全局来看,当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主力红军吸引在北上途中。长征路上是主战场,相对而言,浙江的国民党力量比较空虚。并且还有几个在南方坚持战斗的老苏区,可以和挺进师相互支援。先遣队在浙江没能站住脚跟,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挺进师接受先遣队的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就可以在浙江站稳脚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粟裕还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刨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粟裕的根据是:其一,仙霞岭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挺进师可以与其他两省的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又可以利用三省之间国民党的矛盾;其二,仙霞岭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为挺进师的游击战争创造了群众条件,当地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首领与国民党积恨已久且与挺进师已有联系,可以成为挺进师的初步依托;其三,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机动。

  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共有四百多人,主要是怀玉山突围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此外还有一些康复后的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四百多人之外,闽浙赣省委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

  挺进师下设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的规模相当于连,但都是团级干部担任领导。

  挺进师的参谋长是王蕴瑞,政治部主任是黄富武。

  粟裕率挺进师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闽北党组织联系后,再去浙江。

  挺进师南下,首先必须通过国民党布置在信江以北的几道封锁线。部队在粟裕率领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一天七十公里的急行军,巧妙地通过了封锁线,胜利到达闽赣边境。

  挺进师进入福建边境,突然遭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伏击。这次战斗,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保安团打坏了。从此,挺进师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

  但当粟裕打垮拦路袭击的敌人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几天,不但没找到闽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反而发现了署名“李德胜”的劝降告示。粟裕明白了,原中共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国民党的队伍在闽北清剿。李德胜把挺进师进军浙江的秘密出卖给了国民党。所以,粟裕的部队遭到国民党保安队的伏击。

  鉴于李德胜叛变,粟裕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自己率部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那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较强的战斗力。粟裕率领挺进师在外围先展开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进行各个击破。

  3、4 月间,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迸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辗转作战,后来又游击于龙泉河以南。先后打了大小十几仗。

  国民党军纠集了大批保安团队,并调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

  4 月下旬,挺进师被敌人合围在斋郎地区。国民党部队有三千多人,五倍于挺进师。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部一千二百人从东北进攻,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深部一千余人从东面进攻,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从东南进攻。

  挺进师当时只有五六百人,但战斗力极强。

  国民党军依仗人多势众,先派出地主武装打头阵,计划先用地主武装扰乱和消耗挺进师,然后出动主力,一举聚歼。

  挺进师军事和政治攻势齐下,地主武装不到半天就全部瓦解。

  李秀部骄横轻进,深入到挺进师的伏击圈里。挺进师集中火力,给以突然袭击,杀伤三百余人,俘虏约二百人。李秀的手被打断,他率残部仓皇逃窜。挺进师穷追十五华里。马洪深部见势不妙,不战而逃。挺进师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经过调查,粟裕决定选择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一带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这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1935 年5 月,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的首领陈凤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过1928 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 年,陈凤生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另一位首领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尔后加入青帮,但他积极学习并传播革命知识。陈凤生和卢子敬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领导的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挺进师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了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挺进师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粟裕决定留第四纵队牵制敌人,命令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根据地并建设根据地。其余的队伍辗转游击,以掩护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为挺进师规定的任务是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他运用在井冈山跟毛泽东学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他要求将士们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挺进师的前身是红十军,是赣东北的子弟兵,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长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不少干部已不愿意也不习惯分开活动。

  起初,粟裕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可是,刚过了三天,他就带着小部队回来了,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大部队一起走。

  后来,粟裕改变方式,不让小部队出去大长时间,从三天,到五天,然后慢慢加长。这样,小部队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信心也逐渐增强了,甚至可以派一个班长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

  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是依靠群众。

  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里,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之语言不通,群众又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被国民党胁迫着离开村庄。有时,挺进师连向导也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困难。

  为了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群众说明情况,请群众带路,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

  群众有了接触红军的机会,认识了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于是不再相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军接近了群众,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积累了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

  浙西南山区的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加之旱涝成灾,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面对这个现实,粟裕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

  当时,保安团队被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围,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红军则放开城市,辗转于广大农村。

  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区别情况处理土豪劣绅。

  5 月17 日,红军袭占了松阳县古市镇,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

  5 月21 日,红军袭击龙游溪口,镇压了国民党的一个公安分局局长。

  浙西南的群众觉悟了,行动起来了。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一个局部的高潮。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积极拥护。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被摧毁,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国民党浙江当局为浙西南的红军之崛起感到震惊。此前不久,《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元问题”,转而又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下令进剿,企图把红军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粟裕率领一支红军在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无异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共产党的武装堡垒。蒋介石是浙江溪口人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蒋介石当时必欲除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而后快,他更不能容忍粟裕在他的家乡附近耀武扬威。

  1935 年8 月,国民党开始策划对红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

  这时,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蒋介石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认为红军已是插翅难逃。

  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称为“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

  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本着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蒋介石把“安内”放在“攘外”之前,专意剿共,无心抗日。

  保安团对付不了浙西南的红军,蒋介石决定调其主力部队来“围剿”。

  他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这个指挥部最初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至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的共产党武装力量。7 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蒋介石必欲消灭浙西南的红军。

  卫立煌和罗卓英认为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只不过是红军的残余,只需“清剿”而不必“围剿”。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叫“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在罗卓英的手下,有六十三个正规团。其中一大部分用来对付粟裕和刘英领导的红军。

  罗卓英是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员充实,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发展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罗卓英手下的师、团长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著名人物。

  罗卓英的部队于8 月间开进浙江。他的“围剿”部署是: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五个团在西南,部子举“剿共军”的四个团在西北。

  罗卓英还布置了大批机动部队,合计共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加上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用来“围剿”千余人的红军挺进师。

  粟裕没有想到蒋介石拿这么大的力量来对付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他认为浙西南红军所直接面对的可能是宣铁吾指挥的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

  8 月初,粟裕指挥部队向国民党的保安武装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

  这次“示威”给了敌人保安团队以有力的打击,但也过早地暴露并消耗了浙西南红军的力量。

  面对如此众寡悬殊的情势,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关系重大。

  粟裕想起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反第一、二、三次“围剿”和朱德、周恩来指挥反第四次“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粟裕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靠游击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这里情况又有别于当年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朱毛会师形成红军主力。在战争中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因为中央苏区有相当力量的主力。而浙西南的红军则不具备主力优势。这是一支游击队,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在正常情况下,一次至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

  于是,他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坚持在原地牵制敌人,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 月下旬,粟裕率部从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在敌人两个师的结合部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边境。

  罗卓英非常狡猾,他查明红军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闽浙边境后,并没有派数万大军追赶不足千人的游击队,而只派出大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游击队,几十个团的主力仍旧死死围困住红军的游击根据地。

  从9 月中旬开始,罗卓英血洗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直到次年6 月“两广事变”爆发。

  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福建省寿宁县与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闽东特委会合,遂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组织部长,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陆大英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粟裕与叶飞汇合之际,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已到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

  粟裕的主力部队虽已跳出敌人的合围,但国民党用来追堵的五个团虽不及国民党投入“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却已相当于挺进师主力的十倍。加之处在国民党腹心地区,有国民党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与国民党正规军配合,挺进师的处境仍十分艰难。

  面对这种局势,粟裕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他命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的括苍山一带发展,其余的主力部队集中力量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浙南一带,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粟裕认为浙南比浙西南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1924年这里就有党的活动, 1929 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在这一带的武装斗争给这里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平阳、福鼎之间尚有党组织活动,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

  粟裕率部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县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据此向东南和东北发展,直至东海之滨。

  局面打开后,由刘英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并打击敌人,掩护并保护省委在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1935 年9 月到1936 年6 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一度丧失,但沥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争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罗卓英的三四十个团的“围剿”,未能奈何粟裕的这支千把人的队伍。

  由于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被敌人打坏,从此粟裕他们便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召开遵义会议,清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浙南的党组织无从知晓。

  在革命转入低潮之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其认识并不十分明确。

  挺进师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战友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前四个月的斗争进展比较顺利。

  后来,比游击红军强大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血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严重摧残。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粟裕回顾浙西南的游击战争历程,产生了一些想法。

版权声明:本文由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发布于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转载请注明出处:困境求壮大,浙江社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