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入云雾,毛泽东当年是如何对待他的几任前妻

2019-07-21 23:21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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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夫妻”

摘要: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虽然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仍然关心前妻或她们的娘家人。  毛泽东尽管不承认与大秀之间的封建包办婚姻,但他对大秀仍怀着怜悯之情。他没有因为大秀已死多年、两人没有子女,或自己“发达”了,而忘记罗家这门亲戚,割舍与罗家的亲情毛泽东当年是如何对待他的几任前妻的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虽然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仍然关心前妻或她们的娘家人。  毛泽东尽管不承认与大秀之间的封建包办婚姻,但他对大秀仍怀着怜悯之情。他没有因为大秀已死多年、两人没有子女,或自己“发达”了,而忘记罗家这门亲戚,割舍与罗家的亲情。相反,他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  早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到韶山,住了近七个月。他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多次到大秀家拜访。3月26日,他首先拜访了岳父罗合楼,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等在一起吃中午饭。他的两个小姨子即大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秀的堂哥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一见。接到这位大舅哥的信后,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1月24日,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提出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后,看到黄谱臣的来信。5月8日他复信说: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 (合新币500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给父亲上坟时,旁边就是大秀的坟。他是不是也在心中对大秀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请一些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了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赤脚走到招待所,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座谈、合影留念。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婚姻家庭尽管发生了些变化,但他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他还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纪念杨开慧。他把杨开慧家当作自己的家,饱含深情。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但受条件限制,联系起来很困难。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老人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从此,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有人去长沙,他托人给岳母捎去一件皮袄,使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又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有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他知道后,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又名张少华)结婚后不久,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并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虽然已九十二高龄,但并不糊涂。她一手拉着外孙的手,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去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惟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  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组织上的安排,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

  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于,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

  “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钻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骄杨”风波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

  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

  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苟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

  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句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夫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

  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长征开始时,三岁的毛毛无法随她和毛泽东长征,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罩、贺信夫妇。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罩和贺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罩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抬刚刚生下一子。

  一九四○年,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恰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恰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

  “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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