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赴云浮,红都主妇

2019-07-07 17:37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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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的季节农人也仍然忧郁……

  陈云则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此时,和王明、康生同机回国。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关于周恩来坠马,有着种种传说: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屈指算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已经近九年。这九年的生活虽说是艰苦的,但毕竟是安定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平静地度过。说实在的,江青进入延安以来,还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她开始呵斥身边的小保姆。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他乡遇故知”——康生

  阿丹:

  黄敬也去了延安

  “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延安上空出现成群的飞机,机翼上漆着青天白日标志。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王明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一起从上海坐船赴苏,十一月七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引者注:即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当时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十五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在重庆,她的身份当然瞒不过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她逢人便要指指牙齿,说自己是为治牙病而来,似乎也生怕别人议论。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②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飞机是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康生比王明稍晚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陪同毛泽东一起由延安飞往重庆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

  据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回忆: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额上,深刻着长久忧愁的褶皱……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棕色的,瓦罐一样的脸

  “学员不再按原工作性质编班,也不再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

  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那是一架苏式的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山脚下简陋的机场上。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在那里迎候。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副主任,笔名陈然。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引者注:指去新疆迪化),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半边涂着夕阳,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

  康生在十七岁那年(一九一九年)在诸城和胶县陈家庄大户陈玉帧之女陈宣结婚,生一子一女。后来到上海,结识有夫之妇曹轶欧。康和曹,一个抛弃了前妻,一个抛弃了前夫,结合在一起。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担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矾)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

  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成熟的稻禾呵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炸弹在毛泽东窑洞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朝窑洞袭来,震碎了门窗玻璃,把家具震得吱咯吱咯响。毛泽东毕竟久经战火的考验,对于隆隆飞机、轰轰爆炸声,置若罔闻,依然在窑洞里工作着。江青带着李讷躲进防空洞,大声地唱着歌,借歌声壮胆。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淬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嗤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悲哀地摇拽着而沉闷地叹息: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毛泽东断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确实,毛泽东已稳操胜券。此后,才一年多时间,中共便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炸弹倾泻而下,浓烟冲天而起。延安结束了平静。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人面不知何处去?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七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呶,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强大攻势,毛泽东避其锋芒,于三月十九日放弃延安。从此,江青跨上马背,随着毛泽东开始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唐纳拒见江青

  生活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二十岁,即一九一八年,那时江青不过四岁。康生在一九二四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二十六岁,而江青只有十岁。即便相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俱乐部的主任是李剑白。当时,男“歌星”要算工任重,他唱《大刀进行曲》博得一阵阵喝彩;女“歌星”则是跟江青同班的许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泪下,由此得了个绰号叫“松花江上”。

  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中共中央党校设有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江青到了党校,很快成了活跃分子。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江青被编在第十二班,亦即“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

  改变了颜色的笠帽下,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上空忽地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那时的延安,除了蒋介石飞机前来轰炸之外,难得听见飞机的引擎声。

  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

  “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①左舜生著,《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棕黑的宽大的手掌满握着禾穗……

  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写信慰问赵丹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OJ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款待我以最后的芳香……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不过,黄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十一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十月。

  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致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这么写道:①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这年十一月,当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七月七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一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他也是忧郁地低垂着头,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

  左舜生此人,跟毛泽东同庚,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左翼团体,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左舜生为评议部主任。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中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五月,罗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她当然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

  江青离开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东郊桥儿沟。那里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中共党校的学员,一律都是中共党员。

   江青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三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四月十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恐。后来,在“文革”中,江青无端嫁祸于聂荣臻……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②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据郭潜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北回忆: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其五,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一九六五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鸿雁在飞鱼在游。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的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呶,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

  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匪帮”了,毛泽东笑谓,蒋介石咒骂共产党为“共匪”,骂了那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剿匪”,如今轮到“原物奉还”,称“蒋总统”为“匪”了!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③此处指王弢,当时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天津工作,改名王林。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首任校长是任粥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李维汉这么回忆:

  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他俩重逢(一九七七)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代,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她对伙食要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从飞机上下来三位要员,即王明、康生和陈云。

  在不断的宿营、行军、再宿营的流动生活中,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总算得到暂时的安定,一直住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

  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湖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年长十六岁。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重大政治活动,与江青无干。可是,她竟在毛泽东去重庆之后,也去重庆了!

  “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

  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九、十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被太阳,风和雨,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在蒸热的傍晚的微风里,

  徐明清对笔者说:“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③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每逢行军休息,周恩来总是活跃人物,他会用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腔调讲“吃花生仁不吃花生皮”,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江青已是主席夫人,不再当众唱一段,倒是出谜语给大家猜。七岁的李讷在江青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讷会唱京戏,来一段《打渔杀家》,一派江青风度,会博得一片掌声,连毛泽东也夸奖她:“讷讷成了我们陕北小名旦罗!”江青呢,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这“口琴”代替京胡,为李讷伴奏。听见毛泽东夸李讷,她得意地笑了。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我坐在田野的樟树下,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窑洞。屋外,一排玻璃走廊,颇有气派。屋里,那窑洞四壁,竟漆着浅绿色油漆!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便下榻于林园。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借牙病飞往重庆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据郭潜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江青的职责仍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党中央也在这里设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①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八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另外,笔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东南日报》上,见到一署名江青的诗《收获的季节》。此江青是不是彼江青,不得而知。照录于下,供读者鉴别: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这架飞机是远从莫斯科飞来的,途中曾在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加油。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我离开中央党校后,即由康生接任校长。一天夜里,他把我找去,说:‘你应该办移交!’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来作校长,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现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长秘书罗青长手里,教务处是王学文管的,管财务的有五人小组,每月开支由小组审查签字,有问题再找我。康生没有纠缠,说:‘不必另办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央党校最后的工作。以后听说,康生一进学校就宣布罗迈(引者注:即李维汉)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她在重庆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毛泽东成为万众注目的人物,成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她感到她的地位随着毛泽东而猛然升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夫人”。特别是听张治中手下的一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使她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尽风头,而她却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出现在记者们那照相机镜头前。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党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董必武为校长。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就在国民党的飞机涌向延安的那一天,胡宗南部队的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人,分两路朝延安发起了攻击。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

  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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