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线,毛泽东传

2019-06-21 08:39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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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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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较早对李立三“左”倾错误提出反对意见的何孟雄同志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共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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