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毛泽东传,唇枪舌剑拥润芝

2019-06-20 08:38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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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红四军打下龙岩县城以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由于远离中央,不便请示,只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解决。原来,6月8日前委曾在上杭县白沙乡召开有4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结果,刘安恭和林彪一番唇枪舌战,问题更加复杂化。会议召开前3个小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上,刘安恭发言说:“我们不能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约束。他没有去过苏联,当然也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关于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实际上是狭隘农民意识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东西。”林彪立即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即席发言:“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还有我,以及在坐的绝大多数同志,的确没有去过苏联,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相信党中央的领导,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同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我们不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吗?”刘安恭接过林彪的话题说:“林彪同志谈到相信党中央,执行中央的决定。我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意见。事实上,在对待中央的态度上,朱德同志历来是拥护中央,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呢?他总是自创原则,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林彪马上反驳:“我坚决反对刘安恭同志的意见!党中央远在上海,不可能完全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在战争条件下,情况瞬息万变。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关于具体工作的一些指示,不能说成是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刘安恭又说:“毛泽东同志口口声声谈论党领导一切,可是他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请问他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党的领导?”林彪一时语塞。刘安恭瞟了毛泽东和林彪一眼,继续说道:“我看红四军领导班子中,有一个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必须解决!”林彪勃然大怒:“你无权提出留毛留朱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他任前委书记是中央决定的!”此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陷于僵局。朱德、陈毅感到刘安恭的意见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关于留毛留朱问题的提出太过尖锐、突然,不利于前委和红四军的团结。但刘安恭毕竟是中央派遣干部,他的意见是否含有中央的倾向?因此,他们都保持沉默。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白沙会议解决前委和军委的工作关系问题,不想事情越来越复杂。刘安恭提出留毛留朱问题,而朱德、陈毅竟然不吭声,只有林彪一人奋起抗争。他感到痛心,甚至有些沮丧。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心情极为沉重地说:“刘安恭同志和林彪同志不必再争论下去了。我和朱德同志的去留,既然刘安恭同志已经提出来,那就提请会议决定。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仍然保留个人的意见:在机构设置上,军委与前委重迭。更重要的是,军委与前委分权。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原则。因此,我不愿留在前委工作,请求辞职。”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大家深感不安。毛泽东是中央委员,党的创建者之一。他领导了秋收起放,创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有过重大贡献。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整个党和红军内部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因此,绝大多数人对刘安恭的提议表示不满。结果,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毛泽东继续留任前委书记,陈毅恢复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改任新组建的第四纵队队长。但白沙会议后不仅没有停止争论,反而使党内争论公开化。会议的当晚,毛泽东彻夜难眠。林彪一直跟随着朱德,但在这场严重的党内的思想斗争中,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使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极佳。6月14日,毛泽东复信林彪:“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党的集中领导问题。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斗争,而是因为对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全力了。”6月15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想法。毛、朱两封信公开后,党内争论已在红四军内部公开化,并且开始影响了红四军的工作。
  
  7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内进行。由于毛泽东、朱德均不便主持会议,便由陈毅主持会议。他代表上届前委总结了工作,并对目前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这次会议达到消除分岐增强团结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目的。大会发言非常热烈,代表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别对毛泽东,朱德进行了批评。刘安恭建议党内实行完全选举,轮流更换负责同志。林彪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且批评朱德恢复军委是想脱离党的羁绊,指责他平易近人是拉拢部下。大家对林彪的发言也非常反感,认为他与刘安恭一样过于偏激,不够成熟。朱德赶紧站起来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当时身患疟疾,浑身酸痛,全身乏力,只在会上作了简要的解释。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并作出决议:肯定党管一切的原则,否定刘安恭的建议,并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口头警告的处分。毛泽东本身患病,缺乏医药,加之本次大会的结果出乎预料,感到心情郁闷,身体日渐病瘦弱,遂带着妻子贺子珍,请假去上杭县蛟洋湾养病去了。
  
  1929年7月,蒋介石见朱毛红军又在闽西壮大起来,遂令赣、闽、粤三省的地方军阀会剿闽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击破一面”的作战方针,并以张贞的闽军暂编第一师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会后,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率领二、三纵队转战闽中,一、四纵队则留在内线作战。在此期间,刘安恭不幸战死。红四军四处碰壁,不仅发动不了群众,打不了土豪劣绅,有时甚至连饭都弄不到吃。以前行军打仗,毛泽东经常给地方党团、苏维埃和赤卫队布置任务,安排他们去摸索沿途乡村基本情况,找出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劣绅,然后红军一到就加以打击镇压。这样,农民自然会随时提供情报,并且积极支前,帮助红军。军中没有毛泽东,人们不善于做地方工作,自然也就感到寸步难行。林彪对红四军七次党代会本来就不满意,此时见红军处境如此,加之中央2月来信的影响,他产生了悲观情绪。他特别看不惯朱德的极端民主化,事无巨细都拿到前委讨论,事先毫无准备往往讨论终日毫无结果。22岁的林彪年轻气盛,喜欢毛泽东的大刀阔斧和干净利落。他想,照目前这样下去,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红旗能够打得多久?8月底,红四军各路纵队又在白沙会师,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攻克上杭县城,歼敌2000余人,终于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红四军也得以补充和休整。9月,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会上,罗荣恒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林彪第一个举手赞成,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朱德这时也体会到毛泽东平日主张的正确性,他爽朗地笑着说:“这两个月没有润芝,我们吃的苦头可不小哇!人们都说朱毛红军,朱可是离不开毛呀!猪离开了毛可是过不了冬的。我赞成,把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声笑语。刚从中央调来的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看到毛泽东是众望所归,立即代大会起草一份《敦请书》,朗读后大家鼓掌通过。会后,朱德立即派人去蛟洋湾敦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十分高兴,经过两年的思想斗争,朱德以及红四军全体将士终于与自己融为了一体。但是,由于缺医少药,毛泽东病情仍然十分严重,无法出山。
  
  10月13日,临时中央命令红四军开赴广东,帮助东江的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着急,立即命人用担架把自己抬到龙岩参加前委会议。毛泽东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朱德赶紧扶他坐下,毛泽东有气无力地说:“同志们,广东去不得呀!广东的敌人力量很强大,我们党的基础很差呀!”前委们虽然有些相信,但中央的命令不可违抗。朱德只好决定四纵留守闽西,其他部队则随他远征广东。分别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紧紧地握着手,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由贺子珍陪着,转移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广东,刚到梅县就遭到粤军六十一师伏击,部队损失将近三分之一,不得不折回闽西缩编休整。此时,全军将士更加信服毛泽东的见识。11月24日,陈毅从上海返回后,来到毛泽东驻地,传达了临时中央再任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指示。原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向中央负责人特别是军委书记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和闽西的工作,红四军的争论,自己的看法。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安恭的作法,肯定了毛泽东和前委关于红军和苏区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通过几个月的思考,对于党、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的思想也日益成熟。
  
  11月2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乡溪背村廖家祠堂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天,古田大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群山披上银装,一支支鲜红的午时莲在晶莹的瑞雪映照下傲然挺立,预示着春天的来临。会上,陈毅汇报了上海之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建军思想和原则。大会通过决议,并且改选了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会后,红四军官兵认真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整顿思想,积极练兵,部队面貌为之一新。但林彪的思想仍然十分悲观。对于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他毫不怀疑,但他在冥思苦想更深更新层次的问题。1930年春节前夕他以祝贺新年的形式,给他极为崇拜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对根据地的前途深感担忧,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主张放弃“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放弃根据地,建议红军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然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接信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林彪是红四军的一员勇将,但他目前的悲观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革命对他自己都十分有害。他决心抓住林彪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元月5日,他在驻地的一间民房里,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000余字的复信。信中,他以一个革命导师和兄长的口气,深刻地阐述了在帝国主义争夺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苏维埃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艰巨性、长期性,以及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规律性,由于内外环境的差异各省革命先后胜利的可能性,建立根据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等等。末尾,他以饱满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对革命前景进行了描绘:“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性’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泛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亲腹中快要成熟分娩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完这封信,立即派人送给林彪,并要求红四军政治部将它油印出来,发至各个大队党支部组织官兵学习讨论。林彪看完毛泽东的复信后,深深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顿觉天地豁然开朗,信心倍增。但当他看到上面发下的油印公开信时,他不由傻了眼:我是出于对革命的深切担忧和对你的无比崇敬,才向你写信请教,你怎么反而抓了我的典型?林彪性格内向,不大说话,但并不等于他头脑简单。相反,自幼十分聪明的他,常常喜欢把自己锁定在脑海里遨游,去探索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他对于根据地前途的担忧,并非完全因为挫折和失利,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难能可贵的思索结果。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使很爱面子的林彪耿耿于怀。1944年,中共中央编印《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并将这封信在海内外公开。1948年2月28日,林彪从紧张繁忙的东北战场上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在这篇文章中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并避免国外种种不益的猜测。毛泽东考虑到党内团结和外部影响,遂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隐去了林彪的名字,删去了前面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内容。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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