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么了,第三章井冈浮沉

2019-06-18 08:42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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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么了 朱毛之争是怎么回事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7-11-22/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在写到井冈山会师的时候都以胜利会师结束,似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实际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工农红军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调,由此也产生了朱毛之争这样的说法。那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样的了?朱毛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德与 ...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在写到井冈山会师的时候都以胜利会师结束,似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实际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工农红军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调,由此也产生了“朱毛之争”这样的说法。那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样的了?“朱毛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德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后,在对红四军领导权上曾经出现过分歧与争议,史称朱毛之争。朱毛之争以罗福嶂会议为导火索,以古田会议为结束。结果毛泽东取得了胜利,确立对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其“党领导一切”的建军思想成为整个红军,乃至其后所有中共军队的建军纲领,使得中共确立了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控,为中共此后的军事胜利打下基础。同时,毛泽东也成为中央红军唯一的领袖,走上了成为中共领袖之路。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窦春芳与教授苗体君共同撰文,披露这段中共军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争权事件,揭秘毛泽东独掌党政军大权始末。 一、朱德“出击赣南”与毛泽东“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之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 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红四军的机构设置虽然时有变化,但决策领导层里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声威更大。对此,1929年1月1日, 蒋介石任命已两次参与组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 的第35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共6个旅18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一时间井冈山处境危急。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对策。 此前,毛泽东与朱德在许多问题上就各自有各自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常争论不休,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朱德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认为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针对敌人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还是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成了大会争论的焦点,而出席会议的人员也都一时拿不定主意。 柏路会议上,陈毅“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 并被大会采纳。陈毅分析毛泽东、朱德的建议后,认为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但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加上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已经进行了两次‘进剿’,同时还对井冈山进行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如果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不仅很难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也很难解决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境。最终柏路会议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的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部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并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二、毛泽东的“集权”与朱德的“分权” 之争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陈毅与朱德、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就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而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但当时的“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就这样赣军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少数人向城南转移。这一仗,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部队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 因为沿途没有党组织,群众不了解红军,孤军作战,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险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腿部中弹。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自己快步脱身。”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困苦的时期。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根据大家的意见,于是准备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是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朱德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终也没有任何结果。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红军还身着单衣行军,所以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图片 1 三、陈毅主持工作,对毛朱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前委委员、大队以上的党代表、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共50人。会议由28岁的“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会上民主气氛很浓,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最多,甚至有些过火。刘安恭一条腿蹬在凳上,像袍哥骂茶馆一样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竟然没有出来制止,这也让后来的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大会召开之前,因为陈毅是前委代理书记,所以毛泽东特意找到他,请他在会上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创建及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前打招呼到起了反作用。16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康生突然向陈毅发难,指责陈毅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历史疮疤,面对康生的咆哮,陈毅回忆说,当时我总觉得, 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 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 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前委代书记陈毅,在讲完革命形势后,竟然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同时开火,这让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意外。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指责最为严厉,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判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最后,连刘安恭也被他臭批了一通。最后陈毅又对毛泽东、朱德二人说到:“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在场的人听后都大笑不止。对此,毛泽东异常恼火,他坐在那里不停的吸烟,一言不发。会上,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后来,据出席会议的罗荣桓、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回忆,投票选举时,毛泽东只差一票,最终毛泽东落选。会上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 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会后,气愤难平的毛泽东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前委书记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陈毅称自己是一个“过渡内阁”,并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工作。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军队通过合围的方式,对闽西根据地发起进攻,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闽西根据地解决掉。紧急时刻,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蛟洋,商讨对敌策略。对此,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他说:“我们不要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等敌人走了, 我们再打过去。”如果三省“会剿”之敌进攻闽西,我们就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当时陈毅正准备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于是,陈毅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 就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蛟洋作调查研究,按中央的要求,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并率部保卫着闽西根据地。这期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朱德等人愈发觉得毛泽东主张的“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 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正确性。攻下上杭后,红四军召开了第八次代表会议,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于是,朱德与一部分代表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给前委写了回信,矛头直接对准了陈毅,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四、中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 陈毅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间的争论,为了化解朱、毛间的矛盾,一开始,陈毅就明确地主张,毛泽东应该离开红四军,朱德就不要离开了。陈毅还向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自己不适合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并请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但经过比较、分析后, 最终陈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陈毅把在上海的两个月, 称之为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在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中,大部分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特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作法。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期间,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了许多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通过讨论, 陈毅也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搞极端民主化,放任下面自由讨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的威信而不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 李立三曾经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当时,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陈毅当场表示, 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 随后,陈毅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因签发这封信的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所以历史上又被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20天昼夜兼程,10月21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并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10月22日晚,陈毅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还对出席会议的人员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当陈毅听说,毛泽东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时,陈毅也颇感震惊,但随后陈毅就补充说,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的。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会上还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会后,陈毅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随军协助毛泽东对部队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着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对来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与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古田会议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朱毛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通过争论,化解了矛盾,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不妨一试。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七、买东西要付钱;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朱毛会师后,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只要一个连?”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正是这位阅尽沧桑,厚道慈祥的老帅慧眼识英才,从奔腾的马群中发现了这匹俊美而孤独的骐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对于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作为毛泽东身边联络员的何长工记得十分清楚。他回忆会师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四、借东西要还;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快走进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样热烈,那么深情。

  革命的力量来之不易。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

  林彪率领第七连在李天佑一千余名农军的协助下,将新市街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了一天,外面的攻不进,里面的出不来。林彪心生一计,命令农军四面放火,一时间,烈焰冲天,防守的团丁、居民担心房子被焚,纷纷放下武器,忙于扑火。林彪下令吹冲锋号,南北对进,一路突进北门攻打常备队队部,一路突入南门,焚烧大地主黄宾虹的老巢,然后四面开花,各个击破敌人,顺利拿下新市。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正在睡梦之中的敌军仓促应战,乱成一团。林彪挥舞驳壳枪,领着部队横冲直撞,将敌军建制完全打乱。与此同时,耒阳县三千余农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攻城,上百门松树炮、土铳一起轰响,铜锣、牛皮鼓鼓得震耳欲聋,松明火光将城外照得一片血红。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耒阳是林彪的福地。他在这里一战出名,不仅令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还赢得了朱德的青睐。他像一枝钻出水面的小荷,虽然甫露头角,但给人以新鲜灵动的印象。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可惜,对于发现他的“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军情如火,重任如山。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营部参谋本来就不太服气,反唇相讥:“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林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1928年4月28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一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缴获枪枝五百余支,可谓大获全胜。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是星星,总有闪亮的时候。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

  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跟着陈团后面的李力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以为陈团遇上了小股农军,督促后续团往前赶,等他们来到战场,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着的都是陈团士兵的尸体。而战场上,除了地上的死尸,竟然没有一人。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正在李力诧异时,突然间,松树炮像一阵骤风,喷射到面前,数不清的士兵从道路两旁和丛林之中钻出来,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力以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队,急忙下令敌军撤退。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面对诧异的目光,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是个做大事的材料。更为难得的是,林彪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八月失败”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红四军中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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