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十大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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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外交部《外宾接待简报》485号,1972年12月10日。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⑧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⑩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⑩”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⑾”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⑿”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⒀”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⒁”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⒂”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⒃”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⒄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张耀祠还回忆道: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⒀毛泽东对廖汉生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7月7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④《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同邻国日本正式建交。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⒂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5日。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⑥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⑦”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⑧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⑤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③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⑾[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⑦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2003年6月6日。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②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①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九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⑥”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⑦”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⑾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另一个是: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①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1年1月18日。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③”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⑥访问吴阶平谈话记录,2003年5月28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①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32页。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⑨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8月1、2日。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⑥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①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五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⒇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⑩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③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⑤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⒇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②”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⒆毛泽东对陈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22日。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⑨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⒃毛泽东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⒁毛泽东对林枫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8月11日。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⑤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⑦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2月22—25日。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一九七0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⑨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反映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②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的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④”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⑥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④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6-97页。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⑧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⑩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④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②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⑩[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0页。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⑦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①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一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⒅”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⒆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49—250页。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④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③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④毛泽东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谈话记录,1971年10月8日。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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