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齐心忆夫君习仲勋

2020-01-01 13:32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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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齐心习仲勋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大地》2009年第7期,作者:齐心/口述 虹霓/整理,原题为《齐心:与丈夫习仲勋相伴58年 这辈子很幸福》 几年来,我曾接到过一些报刊编辑同志的约稿信,希望我能撰写有关仲勋同志的文章。怎么说呢,对于宣传报道我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一来,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所尽的党员义务和责任;二来,仲勋同志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总之,基于多种原因吧,我一直没有如约付稿。前不久在编辑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还是心允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了两起案件——“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后来听白炳书同志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同志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他正从杨滨同志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对此,地委书记习仲勋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同志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同志把学生家长邀请到绥师,安排他们住下来,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逼供信、假坦白成风的形势下,仲勋冒着风险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是多么及时和难能可贵啊!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历次不眠的火热斗争,特别是从46年到48年,边区政府组织的历次土改我都幸运地参加了。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 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时曾到一家一户做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工作,他说:“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县地委、县委重点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这一次回延安,仲勋同志为我带来了姐姐齐云的信,那一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仲勋同志见到我们尚未起名的孩子时,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端详了好久好久,望着女儿稚气的小脸儿,我看到仲勋的脸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同志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就连桥儿的像片也多是由爸爸亲自拍的。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同志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抱着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儿,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绥德地区原有一个由文协主管的民众剧社,是一个以演秦腔地方剧目为主的文艺团体。出生于关中腹地的习仲勋非常喜欢秦腔,因而对民众剧社给予较多的关爱和支持。但是,他觉得秦腔形式过分单调、呆板,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的作用。恰好在一九四三年冬,延安鲁迅艺术文工团带着《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新编秧歌剧到绥德地区巡回演出,其优秀的剧目和新颖的演出形式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文工团每转换一地,立即会有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成群结队赶来观看。习仲勋从鲁艺文工团的演出中得到了启示,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并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抽调十多位学生随鲁迅艺术文工团学习培训。鲁艺文工团四个多月巡回演出结束,习仲勋在欢送晚会上,同随文工团培训的学生一起座谈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完成得很好,学习了政治,还学会了演戏、写剧本、作曲。鲁艺的同志不但为我们送来了好戏,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我们要成立地区文工团,大家就是我们文工团的骨干力量。

  在习仲勋来绥德前,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接替绥德警备司令部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习仲勋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高级干部云集绥德,无疑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当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对于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来说,既要兼顾全局,抓好全盘,又要做好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

  习仲勋重视统战工作,也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一次晚饭后,他同地委几位领导和延安鲁艺派来的同志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听后不解其意,一时没有答出。习仲勋自揭谜底回答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博得了大家一阵称赞的笑声。

  他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时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白治民回忆说:那时我们领导同志头脑也发热,保安处的一位同志就说:鬼头鬼脑,鬼鬼祟祟,这么大的娃娃也被特务拉了过去。一次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把西北局干部科一个科员审得也“坦白”了。当时还怀疑一位教师有问题,以后都给予平反,习仲勋诚恳地对这些同志说,他有责任。

  二月中旬,习仲勋移交了西北党校的工作,离开延安到绥德赴任。

  调查组的同志还发现,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勋便指示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等,调查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工作。

  地委机关的运动,是由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自己每讲一段,其他就提出“问题”询问,以此判断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有一位从上海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只是说了家庭历史,就被诬为特务。他在广众之下,竟说自己的母亲是妓女……对此,一位部门负责人还嫌温度不够,又介绍“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再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会把你变成特务。这一番报告,对一些为共产主义而坐过牢的人又是沉重一击。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为了彻底地搞好甄别工作,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地委举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学习班下设立了一个甄别小组。习仲勋到学习班作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和必要的内查外调,为每一个审查对象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开平反。地委《抗战报》主编欧阳正是由重庆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在“抢救运动”中“坦白” 自己是特务的同时,又写了一封“习仲勋转毛主席”的信,信中说:“毛主席,习仲勋决定我是特务,我不是特务。”习仲勋看后把原信照转毛泽东,同时指示甄别小组说:一定要实事求是搞好甄别工作,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甄别小组通过向曾担任南方局领导的博古发函调查,得到了欧阳正“由于搞地下工作无法在重庆立足,是由党组织派赴延安的”答复。习仲勋当即决定,为欧阳正作出不是特务的初步结论,并建议将该同志调回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后来中央组织部通过调查,为其彻底平反,建国后还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

  当习仲勋致力于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整风运动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深入进行着。身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习仲勋仍一如既往地忠实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指示,维护大局。当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冷静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方向,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

  叫老乡,仔细听,

  戏楼子拆了修马路,

  习仲勋还坚持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彻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聂眉初,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聂眉初十六岁跟随舅父钱维人到了延安。抢救运动中钱维人被康生诬为特务,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连,远在绥德的聂眉初也在坦白大会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习仲勋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但康生只是在钱维人的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几个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的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

  咱们二人没盛够。

  当时的运动也波及部队,习仲勋还陪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做部队甄别平反工作,出席甄别平反干部会并发表讲话。

  早在苏维埃运动时期,绥德就是严重的赤白对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当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西犯之时,中共中央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绥德地区的安全。经国共双方商定,特划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警备区建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机关设在绥德警备司令部内,对外以警备司令部民运科发生关系。特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委。为了巩固河防,边区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于绥德界首村设立河防县,管辖吴堡、清涧、绥德各一部分区域,同时成立中共河防县委,隶属绥德特委领导。

  习仲勋将调查组同志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各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通过调查了解到,刚四十岁出头的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圓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当时的《解放日报》评价说:“刘玉厚以身作则,积极奉公,以及‘和人家商量行事’的民主精神,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尊敬。”

  三哥哥走了回来哩!

  ●郝家桥调查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

  一定要垦南劳山,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勋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决定,先从“抢救运动”情况较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帮助总结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再由这些骨干分头对审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共同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随着审干和清查内奸运动的深入和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绥德师范气氛愈加紧张。学校门口站上了岗,被严密封锁。绥师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的本地学生中间。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床上。”而且按年纪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时在绥师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在绥师的上空。有的被视为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进入甄别阶段以后,习仲勋更是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废寝忘食,竭尽心力。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时为《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记者、后任习仲勋秘书的田方回忆说:当绥德的整风学习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林坚夫妇慑于延安“抢救运动”出现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便私自出走,离开边区。边区保安处即下令通缉。当时通讯处三人党小组,只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因而心情非常紧张,唯恐大祸降临,说不清楚。为此,习仲勋到通讯处同我谈话,做调查研究。他听了我的汇报表示,你和他夫妇俩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问题。那时,通讯处在国民党退役旅长、民主人士刘杰三的小别墅内办公。习仲勋说,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让我搬回地委宣传部办公,并安排我代理《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职务,从而使我逃过被“抢救”的劫难。全国解放后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领导职务的殷参回忆:习仲勋在绥德时,我在地区文协工作。整风审干之时,我被作为“抢救”对象写材料交代问题,不知写了多少遍总是过不了关。后来又将我隔离审查好几个月,最后在威逼之下只好写了一份假坦白材料。这样才成了“坦白从宽”的失足者,恢复了自由。在此前后,习仲勋两次找我谈话。第一次他说,你的历史经历,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向组织讲清楚,如果没有,切不可乱说。后来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严肃地说,假坦白不好,一骗组织,二害自己。你不该假坦白。他的两次谈话,表达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和真挚的对干部爱护之情。后来,在他关心下,我的问题得以彻底澄清。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战胜敌人,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首先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又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据此决定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一九四三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习仲勋极力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一九四三年,全区办起冬学九百零五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七万零七百一十五人。其中三百二十二个乡办起冬学六百四十四所;五十个区,每区平均一所,使冬学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习仲勋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在大生产运动中,绥德地委和专员公署还号召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习仲勋在地委干部会上动员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大家动手,搞好生产。只搞机关工作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是轻视体力劳动、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一年内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在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参加农村劳动,同时也按规定完成个人的生产、纺线任务,使党政机关的生活办公费用达到了自给自足。

  郝家桥减租减息的经验,对全绥德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习仲勋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的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产生活条件。

  ●甄别纠错

  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对文艺界人士、演职人员的政治进步和生活情况极为关心。时为文工团导演的干学伟回忆说:文工团刚下乡时忙着赶台口,三天换一个庙会,一天演三场戏,还要创作、排练新节目,又紧张,又劳累,我感到很不适应,心理负担也重。习仲勋见我又黑又瘦,便指示说延安用小米培育的干部不容易,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才几个月就变瘦呢?他患过肺结核,要增加营养,熬羊骨头汤喝。我知道此事之后非常感动。女演员杜锦玉也回忆说:当时文工团全部实行供给制。我们年轻人走路、练功时间多,一双鞋穿不了一星期就“狮子大张口”了,大家戏称是“礼拜鞋”。一次习仲勋同志看我们排练时,发现演员的鞋帮和鞋底分了家,就指示总务处说,文工团的演员们练功演出走路多,给他们要多发几双鞋。以后我们的鞋袜便成了特殊供应,从而保证了下乡演出的顺利进行。

  但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绥德地区却委派了一个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加剧,何绍南利用自己与侵华日军坂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又颇得蒋介石器重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蓄意制造磨擦的反共专家。他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兵力四百余名,又收买兵痞、土匪等,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制造磨擦。其在绥德两年,多次绑架、暗杀共产党工作人员,公开袭击八路军官兵,贪污侵吞群众钱财和救灾赈款,制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绥德特委领导警备区军民同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彻底粉碎何绍南制造的反共磨擦,加强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接替陈奇涵防务。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翌年二月,何绍南畏罪逃离绥德,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王震兼任专员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后,警备区五县党的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中共特委机关公开对外办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清明过后,万物复苏,时令虽已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但陕北高原的寒意还迟迟没有退去。四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

  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工作。他还召集了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进一步宣讲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特别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此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正轨,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决定由自己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送了好多慰问品!

  郝家桥移民经验也在全地区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习仲勋指示党政军机关反复宣传边区政府鼓励移民南下的决定: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在当地党委、政府周密安排组织下,一批批移民自愿离开家乡,结队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县农民李增正带百多人的移民大队,步行二百五十多公里南下延安,途经绥德,地委、公署领导为之举行了热烈欢送晚会。这些农民一路高唱自己编写的民歌,抒发内心对党的移民政策的拥护之情。歌词唱道:

  习仲勋十分关注绥德师范运动情况,他的认识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开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时,他与许多同志一样,相信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真实的,只有通过审干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当这些“坦白”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众多师生受到伤害时,他的心情沉重了起来。眼前许多现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

  习仲勋到达绥德后即到地委机关驻地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干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他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坦白”典型。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河南省委是假党、“红皮萝卜”,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干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全地区军民抗日热情,团结各方人士,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同志的一句话。

  原中顾委委员、时任绥德地委秘书长的安志文回忆此次学习会时说:“习仲勋同志的发言,都是从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出发,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用的经验。他虽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过刑,但他没有计较个人恩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使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时,他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移民开荒真光荣,

  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

  呼儿咳哟!

  习仲勋悉心地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在这里他们作了一次倾心交谈。邓宝珊向习仲勋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当他了解到习仲勋是富平县人与胡景翼同乡时,深深表示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之情和对正在延安治病的续范亭的惦念。习仲勋仔细听取邓宝珊的每一句话,为这位深明民族大义的民主革命前辈的精神和品质所感动,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邓宝珊由绥德到延安后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和交际处两次款待邓宝珊将军,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爱国人士的真诚情意。

  郝家桥地处深山之中,是沙滩坪区一乡的一个行政村,因为村子前修有一座碎石桥,村里又多为郝姓人家,故称郝家桥。过了前桥就是侯家坪,对面是刘家渠,后面是庙沟。郝家桥在几个自然村之间,处居中位置,所以沙滩坪区一乡乡政府就设在这里。

  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政策试行地区之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这里就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县乡政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绥德临时参议会召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佳县的任文林,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当选为参议员,安文钦为副议长。后安文钦、刘绍庭还分别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参议员。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习仲勋还清晰记得:一九三六年,自己两次赴关中工作之前,党中央领导周恩来、张闻天也先后找自己谈话,也同样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约见,听取意见,指示工作,慈祥可亲的笑容、真挚殷切的话语,寄托了无限希望,从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由于绥德人口众多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陕甘宁边区全局发生着重要影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勋调至北大门主持工作,足见用意深远。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绥德县士绅刘杰三,连任边区三届参议会议员。他将自己三个女儿都送往边区和八路军剧团当了演员,一时“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该县籍另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和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该部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有效开展该部的统战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邻关系,促成最后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鼓舞及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习仲勋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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