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袁文才王佐被冤杀的来

2019-12-13 17:48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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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青年爱国心

党史上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那就是被称为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收编了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原井冈山上的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绿林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部队刚一改编,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新城战斗,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32团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袁文才、王佐还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曾为土匪首领的袁文才、王佐的命运岌岌可危。 对中央决议应如何贯彻和执行,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主张实事求是。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柏露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了六大决议。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坚决主张杀掉袁文才。 而毛泽东不主张杀袁文才和王佐。他语重心长地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升任三十二团团长,坚守井冈山。 转战赣南的袁文才后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于是,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对党和红军依旧忠心耿耿。 保护袁文才和王佐的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井冈山的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了。虽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柏露会议明确作出了不杀袁文才和王佐的决定,但是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又开始要贯彻六大的决议了,坚持认为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首领,必须除之。 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着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着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当时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形势很复杂,土客籍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一些共产党员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土客籍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随着这些争执的累积,并最终导致曾经联手的龙超清、袁文才从此反目成仇。中共宁冈县委在《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中谈到三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土客两籍的对立在革命展开过程中是如何被激化的: 第一、围绕人事权的对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籍出身的文根宗,文根宗任期结束后,客籍出身的甘金皇继任主席之职。但是,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委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 第二、围绕打土豪的对立。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宁冈县农民协会决定以8个在逃的土豪为斗争对象,其中土籍6名,客籍2名。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亏了,深感不满, 第三、烧毁巽峰书院事件。宁冈县土籍与客籍的子弟在不同的学校:学校峰书院系土籍所办的最大学校,袁文才以该书院系土豪劣绅的大本营而将其烧毁,由此更引起了一些土籍人的不满。龙超清与袁文才为此事大吵了一顿。在这场族群利益争夺中,掌握兵权的客籍占了上风,掌握党权的土籍暂居下风。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要除掉袁文才和王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袁文才和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于是,特委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 彭德怀信以为真,就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去解决袁文才与王佐。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袁文才被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害了,苍天无语,青山垂首。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出后,转战赣南的毛泽东闻悉后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50年,新中国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游故地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结发夫人蓝喜莲。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 袁文才和王佐被当作反革命除掉后,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民心,使井冈山沦入敌人之手达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

  谭震林,1902年4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贫困的城市居民家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喜起,意即喜从人间升起。母亲胡润秀,秉性善良,勤劳贤淑,宽厚仁慈,乐于助人。她常常带着喜起接济邻家的一位年过八旬的余婆婆,母亲的善良举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刊,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ザ纷星移。十二年后,他的兄弟相继长大,父亲又失业在家,全家陷入了饥寒交迫的深渊。父亲不得不让他的兄弟们外出做工。12岁的谭震林便被送到一家叫“太成堂”的古书铺里当了学徒。两年里,他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手艺。不久,老板病故。他又只身来到茶陵县城的徐文元书纸店,再次当学徒。经过两年的学徒生活,他总算出师了。老板见他为人忠厚,勤学苦干,便留他继续在书纸店里当工人。但是,他是多么想读书啊!可是,书店里的书是要卖钱的,又不能随便翻看,他又买不起。不过,聪明的谭震林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白天,他在老板面前卖力地干活,晚上,待老板一家和同伴们睡熟后,他便偷偷地把书拿回住处,再拿棉被或草席堵了窗子,点上青油灯,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第二天,他不等老板起床,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书放回书架原处,当晚又照样偷偷地取下来继续看完。就这样,他伴着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如饥似渴地读完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许多古典小说。他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受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熏陶,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他特别崇尚书中的英雄人物的崇高气节和高贵品质。他也逐渐认识到要想打倒封建王朝,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靠个人单枪匹马不行,必须像书中“聚众起事”的英雄一样,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成功。

  茶陵县城有十多家书纸业店铺。老板们不仅压迫工人们,让他们拼命为他做工挣钱,还肆意虐待工人。其中,文苑堂的少老板娘是一个心肠狠毒的泼妇,经常欺凌店里的工人。有一次,这个老板娘竟毫无人性地毒打一位在“文苑堂”干了几十年的50多岁的老工人,当时这个店里的老板——她的丈夫,还是这个老工人抱大的。可是这个才20多岁的老板娘,竟然无理打骂这个同她父亲年纪一样大的老工人。谭震林怀着满腔义愤,逐店串连发动全茶陵县城的书纸业工人,一窝蜂拥进了文苑堂,逼着少老板娘当着众人的面向那位老工人赔礼道歉。事后,工人们都交口称赞谭震林有胆量。谭震林谦虚地说:“没有大家一起闹起来,我一个人喊破喉咙,她也只当耳边风。她下跪,是因为我们工人齐了心,她斗不过我们。”

  1925年春,徐文元书纸店倒闭停业。他又到了徐博文书纸店当书籍装订工。当时,书纸店的老板们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便随意解雇工人,并且多招只给饭吃不给工资的学徒工。他目睹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和书纸店老板们的为富不仁,感到无比愤怒,便发动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选择了旧历七八月,也正是书纸行业的销售旺季这个有利的时机,发动了全城书纸业工人统一罢工。工人们聚集在商会门口静坐示威。资本家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纷纷向工人求情,催促他们快回去上班。这时谭震林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工人长年累月替你们做牛做马,拼命干活,你们都不顾工人死活,任意解雇老工人,让这些不拿工资的徒工替你们卖命。当他们年纪大了,就被你们一脚踢开。试问,你们良知何在?良心何在?”在工人们的压力下,商会头目不得不同工人们达成以下协议:“一、被解雇的工人,从即日起,由原店方收回工作,今后不得再有资方随意解聘雇员的事件发生;二、所有雇员的佣金,一律从本月起在原佣金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成;三、……”工人们终于胜利了。他们也懂得了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团结得更紧密了。通过两次领导发动工人起来斗争,谭震林受到了很好的革命锻炼,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投身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还是谭震林在徐博文书纸店做活计时,他认识了一个叫余来的小学教员。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攸县的负责人之一。谭震林经常与他在一起,交谈各自的经历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谭震林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先进的革命道理。他逐步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要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来领导,也要依靠劳动人民自己的双手,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1926年4月,在余来的指导下,谭震林着手组织建立了攸县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书纸业工会。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在大革命高潮鼓舞下,谭震林满腔热情,积极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战争,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1926年10月12日,谭震林经余来等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谭震林怀着更高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滚滚革命洪流中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谭震林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不得不奔走长沙、武汉,但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面对敌人的猖狂反扑,他领导人民组织纠察队、赤卫队配合工农革命军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以谭震林为主席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同年底,谭震林随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开始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驰骋疆场救中华

  谭震林到井冈山后,组织上选派他去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参加学习。他在这一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军事技术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还跟随毛泽东先后参加了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的遂川战斗、新城战斗,在战斗中经受种种考验。利用战斗间隙,他又深入到古城、茅坪、九龙山、遂川、新城等地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摸索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的经验,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28年10月,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19人被选为委员,谭震林被选为特委书记。为了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党的思想队伍建设,谭震林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并亲自给学员们上课。另外,他还正确处理了“土客籍关系”,有力地增强了湘赣边界党组织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着反动武装回到了宁冈茅坪,客籍人受害尤为严重。10月,红军回归根据地,这一带客籍人感到出头的日子到了,土、客籍矛盾激化起来。当时谭震林疟疾发作。一天,突然听到屋外有哭喊喧闹声。原来,袁文才所率一个排,都是客籍人,抓捕离茅坪五里路远的茶源村的靖卫队大队长尹其中,尹其中是土籍豪绅,闻讯后逃之夭夭。袁文才部就把尹其中的小老婆和村里的40多名土籍群众一起抓来,还嚷嚷着要杀掉他们。谭震林问清实情后,给袁文才做说服工作。在谭震林的帮助下,袁文才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不仅很快地给这些土籍人松绑,而且派人护送他们回到了村里,平息了这场土客籍百姓矛盾的风波。从此,土、客籍人逐步加强了团结,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共同对敌。他也受到了两族人民衷心的爱戴和尊敬。

  1931年,蒋介石不甘心一、二次“围剿”惨败的命运,亲任“总司令”又发动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和罗炳辉等同志带领红12军积极发动群众,筹集经费,准备有力地打击来犯之敌。面对强敌,谭震林、罗炳辉等人为了诱惑敌人,率领部队行动时,走走停停,与敌人若即若离。白天,谭震林命令部队打着旗子,拉开距离,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势。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跳跃前进,荡起尘土满天飞扬。敌人的飞机从空中俯望,见到处尘土飞扬,红旗招展,以为我军有千军万马在行动。飞机盘旋几圈后就飞走了,战士们风趣地说:“敌人帮助我们送假情报去了!”谭震林高兴地说:“好呵,正愁蒋介石看不见哩,他倒派来了义务宣传员。”为了更巧妙地迷惑敌人,谭震林和罗炳辉还给敌人设下更多的圈套:在红军行动的道路上,每遇岔路口,都用石灰画上箭头,写上“3军团由此前进”、“4军团由此向北”、“××军往××处”等字样。在显眼的地方,还写下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处找××,有要事相商。”敌人就这样被我军拖着东奔西突,折腾得士气沮丧,军无斗志,正如后来蒋介石手下的一个参谋长供认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哪里还有力量向红军进攻?而两广军阀眼见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便趁机向湖南衡阳进兵,使蒋介石感到了新的威胁。万般无奈中,蒋介石只得下令结束“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被迫长征,谭震林与陈谭秋、邓子恢一道,受命留在福建领导革命斗争,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有些干部和战士不理解我党的对蒋政策,开始不满起来:为什么不杀了蒋介石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为了稳定战士们的情绪,谭震林及时召开会议向大家讲明了我党对蒋政策的理由,使大家茅塞顿开。同时面对顽固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及其他的同志有力地贯彻了党中央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斗争,终于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南得以基本实现。

  为了抗日大计,谭震林率部驰骋疆场,血战繁昌,挺进苏南,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以争取他们共同抗日,他勇闯“鸿门宴”的故事被我军民传为美谈。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

  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去年‘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去年心甘情愿的事,今年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 彼蛋眨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1941年蒋介石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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