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中的土改,习仲勋一次发电毛泽东

2019-12-01 12:24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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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延属、关中、陇东各分区后方东来人员,除部分不适宜回原地者外,其余应陆续转回原地工作,家属亦分别转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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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迷惑敌人,掩护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防止刘戡、董钊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贺龙、习仲勋即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东开进,并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离石县驻扎下来。不料,习仲勋到西北局临时驻地下马后,竟两腿一软,蹲了下去,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原来是由于长时间骑马,又被大雨浇淋,突发急性关节炎,后经一段时间治疗和调养才好了起来。

    
  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改(上)   1947年7月习仲勋参加完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的扩大会议后,即根据党中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后方主持工作。此后,习仲勋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将中央的精神与边区实情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边区特殊情况的正确的土改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个别地区存在的极“左”偏差,使这场关乎民生的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健康地开展进行。在对待和处理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时,习仲勋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质,很值得今天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学习!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主持后方工作之时,首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
  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史称义合会议。义合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
  由于对“左”倾可能造成的恶果的深深担忧,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下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果然令他十分震惊。通过深入调查,习仲勋发现了以下情况: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为此习仲勋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的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时,习仲勋总是耐心地向来人讲要注意土改运动的纠偏,防止“左”的做法,并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权限内做些纠偏工作。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十分拥护。1941年10月8日,绥德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安文钦被选为议长。11月6日,他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当选为常驻议员、副议长。从北洋军阀时期就下决心不入仕途的安文钦,深深被中共的政策和民众的信赖感动,愿在晚年为“人心所向,天命所归”的民主政权效力。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经常了解民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在参议会工作中,他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共产党员,将他们视为知己朋友和学习楷模。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占绥德县城,安文钦随边区政府东渡黄河。敌人败退后,安文钦回到家里,许多同志对他的书籍、文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洗劫感到十分痛惜,他却坦然说:“我之走虽失掉了多年的文墨心血,但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由此可见安文钦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
  安文钦真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是土地改革运动一来,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共产党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对于习仲勋、林伯渠的建议,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根据事先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他在致词中说:“我们今天追悼李副主席,是因为他人格高尚,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赞同土地改革。”边区政府对李鼎铭先生葬礼的高度重视,以及安排安文钦先生出席追悼会并致词等开明之举,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建议和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保证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没有受到影响。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正在苦闷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要他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更令他兴奋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制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史称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骑马日夜兼程从西北局所在地赶往杨家沟。根据会议安排,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会议期间,习仲勋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非常专注地听取了习仲勋的汇报,这使习仲勋感受到党中央对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十分担忧,并希望得到实际情况后,予以纠正的决心。这种感觉使之前一直忧心忡忡的习仲勋心里轻松了许多。
  果然,在28日进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更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党中央的及时制止,使土地改革运动“左”的偏向得到纠正。到1948年春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在参加完中央扩大会议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后,习仲勋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心中有了党中央给予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因此习仲勋一回到西北局,虽然当时正逢元旦佳节,但他已无心和家人去享受节日的欢乐,立即带着工作来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的开展。
  1948年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积极纠正会议召开之前在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开展起来。
  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改(下)   1948年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即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党内热烈拥护。(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三)绥属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生活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发动群众自发运动。其中关于如何区别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习仲勋在信中作了详细说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第一,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20%。如再平分,即有80%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80%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题为“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的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二)在土地革命地区,的确中农占优势;(三)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四)不应再算老账(特别是政治上的);(五)只有死心塌地跟敌人走,做敌人忠实走狗的,才叫做投机分子,否则均采用感化争取政策;(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七)老区因土地早经平分(有些地区甚至分过三四次),今天多数还是再加调剂问题;(八)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九)救灾,各地已真正重视,且均采取细密组织与切实负责,由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具体解决问题的方针。由于在子洲县、子长县调研时,习仲勋发现“左”倾偏向的种种表现: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对以上“左”的做法及原因、造成的严重后果,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于以上“左”的做法造成的危害,习仲勋在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的次日,即复电习仲勋:(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不久,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区别解释: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据此,习仲勋向党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一)陕甘宁边区约有130万人口的老区,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用大部或全部中农的土地,甚至还要动10%贫农村(户数)的土地。这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故不宜搞平分。(二)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三)老区的地富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们要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四)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负担不公平”问题,习仲勋特别做了说明:“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并指出这种现象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习仲勋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农村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验。陕甘宁边区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比较贫穷的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连年干旱,灾害频仍,耕地面积不过八百余万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稍多一点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边区农村实际,适时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并使之在边区各地逐步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受剥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在农村出现的阶级结构变化中,中农成为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是陕甘宁边区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

  (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

  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

  习仲勋从与会人员的发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中,敏锐地感到,边区后方机构仍然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乱无序。他提出,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方去。他觉得只是一般地讲一下还不够,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必须进行认真整顿才行。这是他回后方主持工作后第一项有力举措。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一九八八年四月,为纪念党中央转战陕北四十周年,习仲勋又专门撰写了《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一文,对彭总由衷的怀念和敬重仰慕之情,跃然纸上。文章写道: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同志,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二月八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是怀着对陕北战场高度关注和对前线将士的深厚感情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员。尽管后方党、政、军、民、财政、经济、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复杂而繁重,但他仍心系前线,参与西北野战军军机大事、重要决策。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的形式也有了一些变化。通常以“贺习”并称或冠以“彭并转贺习”,有关后方工作的电文也以“贺习”或“贺林习”(林指林伯渠)署名报出。彭德怀仍将西北野战军重要活动的一些文电在上报中央军委同时转送贺龙、习仲勋。

  在四个多月戎马倥偬中,他同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商讨战局,筹谋军机,爬山越岭,栉风沐雨,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度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常常因为环境所限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他们在硝烟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他们正确指挥,出奇制胜,带动了全野战军紧密团结,通力歼敌,也在广大指战员中传为佳话。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五十年后回忆彭、习在西北战场往事时曾说:转战陕北开始时,党中央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任命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彭总对他们十分尊重,从不称呼他们“副政委”、“后勤司令”等军队兼职职务,总是以“习书记”、“刘副主席”称之。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彭总不但自己尊重、关心仲勋和景范同志,而且经常对我们说,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在战场上许多次危险时刻,他们互相关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时,敌机狂轰滥炸,流弹横飞,彭德怀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冲出阵地,察看地形和敌情。当习仲勋等劝他注意安全,甚至强行将他拉下阵地时,彭总说: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当习仲勋等要靠前指挥时,他却说:还是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们不畏牺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线官兵受到巨大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的力量。

  习仲勋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习仲勋去关中分区进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试点,亲身调查体验和处理农村的粮食、土地问题,有针对性地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同时,对一般地主的土地还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这一系列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稳步推进,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但由于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一场变革农村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一次严肃而影响很大的会议,就在这个露天会场如期举行。深秋初冬时节,寒风凛冽,但人们仍聚精会神地听取报告,讨论问题。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到十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渡黄河,驻扎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十四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驻地,十五、十六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领导的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十七日,又召开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接着他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参加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的工作团会议,同九十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土改疑云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八月十一日,即绥德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习仲勋签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决定提出:

  (四)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

  一、所有后方机关部队迅即厉行精简,裁减不必要的单位和人员,以提高效率,增强统一,并收节约之效。

  (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二是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

  一月五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九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义合镇和杨家沟分属绥德、米脂两县,路程不算很远,但要绕过几道沟岔。此时,正值陕北最寒冷的季节,带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风卷起漫天的黄尘落叶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颇为艰辛。

  十九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

  一月十九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义合会议期间,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后来遗憾地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也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也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拉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也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二)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十一月一日,会议在薛家渠对面的阳湾大场内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与会九百二十二名地委及陕甘宁边区机关一级干部都自带板凳露天而坐,前面几张木桌后坐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便是主席台。

  时任绥德专员的杨和亭回忆说:“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没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绥德地委纠偏。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向我详细了解绥德地区土改情况。第二天一早,义合延家川几个农村向我反映说:义合和延家川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当即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他听罢即给西北局写了纠偏电报。”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二十日复电习仲勋:

  二、后方重伤医院、荣誉军人院、工厂、中学、俘官教导处及边区一级各单位和野战军家属老弱暂移河东。

  义合镇位于绥德县以东六十多里的地方,再向北拐另一道沟内的薛家渠,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驻地。在西侧沟畔的平台上有一个农家小院,普通的门楼两侧的砖墙上镌刻一副对联,上联是:阳和先到读书院,下联是:福曜常临翰墨家。门额为:树德务滋。习仲勋和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宣传部长李卓然就住这个院内。贺龙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扎在薛家渠以北的刘家村,林伯渠同边区政府住在东边的雷家沟。习仲勋的窑洞是同贺龙、林伯渠等边区主要领导谈话和开会的地方。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

  习仲勋对陕北前线四个月战斗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对和彭德怀“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战斗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以至到了一九八〇年初,刚刚从长达十六年政治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彭总在西北战场》的纪念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每当想起彭德怀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文章以较长篇幅记述了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他称彭德怀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极其光辉篇章、创造了‘威武战争奇观’的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学习楷模,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在文中还写道: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在恢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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