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第五章从白区到总部

2019-11-06 06:48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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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夜,红一方面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朱德、刘伯承跟张云逸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凝神注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分析判断敌军的进展位置。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③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这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战线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万,历时7个月。这场军阀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势力,为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当的平行路,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山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57)朱德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跟毛泽东一样,刘伯承的这些意见并未得到中共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相反,刘伯承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哈哈一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泊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李德训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争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理应忍让,他也能够忍让。这次发生的事件,在刘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负中国人,联想到在苏联学习时受到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对待,他终于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刘伯承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证明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站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13)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立即赶回红军学校,参加10月10日举行的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他说:“第三期学生学习期满,以同志们的努力学习和教职员的殷勤训导,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正当着鄂豫皖红军和陕甘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我们全国全战线上正在积极进攻敌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时候,第三期红校毕业生出去,红军中又加上这一支生力军,是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为了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在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经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己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16)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参谋送来情报局长曾希圣的敌情报告,张云逸接过来念道:“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后纵队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其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朱德说:“我们的战略还是各个击破,令第十一军继续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4个师后,截击敌人后纵队两个师。”刘伯承拿着放大镜,对着地图仔细看过来看过去,手指不停地在图上最着距离。他见敌后纵队远离前纵队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态势,且后纵队第十一师正位于地形复杂的草台岗地位,便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朱德立即采纳,下了打后纵队的决心,叫张云逸起草作战命令。这时,参谋又送来第二个敌情报告,说是今日下午2时敌第十一师前卫部队与本军侦察部队在草台岗遭遇,接触后敌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另据侦听敌人电话,罗卓英令前卫第八十三旅连夜撤回五里牌。草台岗距五里牌20余里,敌3个小时即可走到。于是,起草的命令作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夜深了,外面雨丝夹杂着雪粒,赶走了南国早春的暖意,屋子里显得更加阴冷。警卫员把炭火盆拨旺,炒了一锅黄豆,倒在桌子上,又给每人添上一杯浓茶,这便是红军最高指挥员们的夜餐了。鸡叫头遍,第二个作战方案刚刚形成,正在起草命令,第三个敌情报告又到,说敌第十一师并未北撤,后续部队和辎重行李于天黑前全部到达草台岗,正彻夜构筑工事。刘伯承嘿嘿一笑,幽默地说:“天助我也。总司令,下命令吧。”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长江局是8月1日刚成立的。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前委、各军委、师委等今后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刘伯承去长江局,担负着扭转领导机关的“左”倾和停止执行冒险计划的使命。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刘伯承曾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军第四军中有“游击主义”。反映了他那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在这期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电称:“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⑥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⑦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⑧八月十六日拂晓,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第二天下午二时,乐安城被攻克,全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共俘三千余人,击落飞机一架。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随后,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人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②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尽管红军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跃的,到处歌声嘹亮,朝气蓬勃。俱乐部成为课外活动的中心地。从上海来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联星、赵品山等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留苏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里手”,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每两周举办一次文娱晚会,由赵品山领导的话剧团演出节目。李伯钊还给大家跳过乌克兰舞。篮球比赛也经常进行。那时条件艰苦到连篮球都买不到,篮球破了,修修补补接着打。补丁多了球变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样竞赛激烈,鼓掌声、喝彩声不断。各连都有列宁室,每周出1次墙报,发动大家写稿,又学政治,又学文化。10个单位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130期墙报,每期平均约百篇稿件,计有1.1万篇以上,学员平均每人投槁10篇以上。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四、五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二月二十六日,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地到达预定的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朱德、周恩来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并给以指示,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情况怎么样啊?”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周恩来接着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46)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细雨绵绵。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还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地区,毫不戒备地向前行进。朱德、周恩来在总指挥部密切注视着敌军的行动。下午一时许,当第五十二师进入红军左翼队的伏击阵地时,它的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第五十二师毫无戒备,不知所借,顿时丧失抵抗能力。只经过三小时的战斗,该师师部和一五四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又在红一军团协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歼灭于蛟湖。第五十二师全军覆灭。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有时由刘伯承单独接谈。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仕弼时、关向应、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刘伯承除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同时,傅钟翻译了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党必刚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几本书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刘伯承、聂荣臻、傅钟参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后来带到苏区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11)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刘伯承汇报了一夜来敌情的变化和己方的处置,周恩来看过命令,不觉眉头舒展,布满血丝的眼球里闪出了光亮,他欣然表示同意。作战命令交电台发各军团和独立作战单位。这时候已经是晨光熹微了。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枝。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47)三月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掌拳的回答。”(48)罗卓英指挥下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被歼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军指挥均不易达到”,“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49);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围,朱德、周恩来于三月一日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到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又扑了个空。

  从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①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页。

  这时,陈诚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便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二月二十四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第三节红军总参谋长

  朱德、周恩来随即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34)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指挥部队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5月间,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到会昌视察,刘伯承以脑贫血为由请假,荐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过第四次反“围剿”的实践,刘伯承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认识到毛泽东对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的堡垒主义和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略战术,他心存疑虑,未敢苟同。

  随后,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第九师,迅速歼其一部。陈诚所部的前纵队眼看着后纵队被歼,却因相隔太远,增援已不可能,只得经南丰向临川仓皇撤退。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兵分三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进剿军”12个师为主力,在抚州、浒湾地区集结,向广昌进攻;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光泽、清流地区,向长廷瑞金方向进攻;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信丰、寻邬地区,向兴国、雩都、会昌进攻;l个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东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刘伯承对周恩来素来敬重,通过参加会议和单独交谈之后,深为周恩来的意见所折服,进一步认识到立三主张之非计。这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瞿秋白和周恩来身上。周恩来任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首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立三路线,以减少损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来援南丰的是陈诚部第一纵队3个师,罗卓英率第十一师沿宜黄大道开进;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指挥沿乐安山路东来。李明率本师为右纵队,令第五十九师为左纵队,平行前进,中间有海拔900米的摩罗嶂大山,联络不易,更无法相互救援。情报局长曾希圣弄清援敌行进路线后,立即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经朱德、周恩来判断商议,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伏击第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随即作了战斗部署,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第一、三军团及第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王兜、苦竹圩之线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命令董振堂、朱瑞指挥第五军团、第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东陂进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根据总部命令,红军左翼队于27日7时进入伏击地域大龙坪。这大龙坪西上5里,东下8里,南北两侧都是高山密林,正是设伏的绝好地形。13时,敌第五十二师进入大龙坪地区,因山路崎岖狭窄,一下子成单行行进,队伍只好排得很长。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谷间的宁静,指挥部发出了总攻的信号。顿时,狭长的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伍就象蜿蜒十几里的一条长蛇,首尾不能相顾,很快被截成数段,然后全部归于消灭,师长李明被击毙。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师长陈时骥判断是第五十二师进行实弹演习。14时,行至霍源以北地区,与红军右翼队前卫遭遇。陈时骥下令就地占领阵地,与红军对峙到天黑。28日清晨,红军右翼队将第五十九师四面包围。8时发起总攻,激战竞日,至19时,歼敌4个团;陈时骥率残部逃窜,在登仙桥附近被红军左翼队生俘。陈诚遭此重挫,仍图补救邀功。将3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以吴奇伟指挥3个师为前纵队,以罗卓英指挥3个师为后纵队,前后两纵队重送行军,由东陂、黄陂经新丰、甘竹直趋广昌;打算得手后,促使蔡廷锴、余汉谋率领的左右两路军前进,达成对红军的合围。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针对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乘他们尚未会合之际,在一月七日下达攻击俯湾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时半,浒湾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全部被击溃,红军占领浒湾。由南城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便撤回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不少。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刘伯承刚回到国内,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据沪顺起义和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六大关于争取群众,团结积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的方针,他对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是有疑虑的。然而,这是他切次进入中共中央决策机关工作,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不允许他作出公开反对的表示。他没有在全局上对李立三等提出反对意见,但提醒他们目前进攻的重点不应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而应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并指出南京暴动如果成功,据提供的力量计算,仅“可以固守一个月”。

  ④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摸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对“左”倾路线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纠正。

  其中左路军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向闽西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一次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线,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恰值刘伯承在场听课,就即席举例说:“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难之点也就豁然贯通了。

  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27)会后,朱德、周恩来继续赴前线指挥红军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住地话别。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28)十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9)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

  1930年,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红军发展到10万人(7万支枪),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50)

  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很低,据当时统计,不识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识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写简单书信帐目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44)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到会。朱德、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参加。会上,由代理军委主席项英作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李德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旴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1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继续向东北方面挺进。”①李德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作了相应的决议,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略方针。根据李德的意见,10月中旬,中革军委令第三军团贸然进攻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哨石,未获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军团第十三帅去打黎川东北敌人的巩固阵地资溪桥,又遭到挫折。为急于恢复黎川,第三、五军团辗转于敌人堡垒之间,陷入被动。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劝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

  当时,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四、五师,总兵力约7万人,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待机。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

  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又先后击溃高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城的是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还有保安队一个团。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在当晚将守军大部歼灭。逃往临川的余部也被红三军在追击中大部消灭。

  红军主力干脆利落歼敌两个师后,由大龙坪、霍源地区撤回东韶、洛口、南团、小布地区休整待机。红一方面军指挥部设在吴村一个地主宅院里。3月16日,据侦察报告,陈诚部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岗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朱德、周思来与刘伯承商议,认为如果能使陈诚部前后纵队拉大距离,红军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攻歼其一部。为此,他们命令第十一军进到广昌西北地区,伪装主力吸引陈诚部前纵队加快南进,以便伺机攻歼其后纵队。陈诚不知是计,误认为第十一军是红军主力,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加到前纵队。一连几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静观敌情变化,随时准备在战机有利时出击。

  提出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并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大都同意。”(41)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劝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二月二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一天,交通员黄杰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亲戚的阔小姐模样,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叶来访。抬头一看,系在二楼窗户上的一根红绳子没有了,这表示里面出了问题。黄杰在附近反复观察,虽看不出异常动静,但根据秘密工作纪律,终不敢贸然进入,于是转回成都路军委机关,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伯承那里没出问题嘛,警号怎么会撤了呢?”正说着,刘伯承来了,周恩来对黄杰说:“你看,他不是来了吗?”黄杰忙问刘伯承:“你家警号呢?”刘伯承问清情由,哈哈大笑,说:“我买了只活鸡,准是吴景春把窗户上那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了,以后我告诉她注意。”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一月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36)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37)一月十六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38)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39)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最后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40)前方依然不同意中央局这些指示,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局和中央陈述前方的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有五点: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在3个半月的学习期间.制式教练只教两星期,每次3小时,总共31小时;而夜间战斗教练却用了102个小时,演习10多次,学员的战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诸如进攻的几个阶段,防御的纵深配备,追击退却的要领,以及侦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种手段才能达成侦察任务,怎样布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够应用战术原则。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连续攻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泽县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县城。陈诚见连失七城,便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节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了。二月三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42)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43)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

  对于政治教育,刘伯承作为政治委员也是十分重视的,他提出了“三化八点”的政治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日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八个方面的政治教育: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这“三化八点”教育,是符合当时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红校第二期工作总结中称它是“时时灌输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实施中的,这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效果”。

  八月间,“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十万人,分几路向洪湖根据地分进合击,重兵包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而是从单纯防御的观点出发,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决定分兵堵击。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这一行动计划后,立即复电指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而且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不得不全部撤离。

  经过侦察,发现长沙守敌较多,又抢修了坚固的工事。毛泽东、朱德等决定不作盲目强攻,而采劝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但敌军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针,仅以小部队出击,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红一方面军组织了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这时,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关于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传到了红一方军。总前委权衡再三,认为根据当面敌情不适宜强攻长沙,于是决定,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成为李德的幕僚。

  这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混乱、动摇,作了不适当的估计,致使党内原就存在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

  朱德、周恩来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决定将计就计,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一方面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一方面命令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他们的后纵队。

  由于部队早先已北进就敌,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在部署上就方便多了。这个部署是:第五军团、第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预备队。

  看准了陈诚部渴求决战的这一意图,朱德、周恩来毅然决定,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减部主力东向。

  李立三军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刘伯承这样的军事专家来为他的冒险主义方针壮大声势。因此,他抓住刘伯承的意见大加发挥。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是搬出刘伯承向北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用6个军向北进攻,组织发动郑州、开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正与蒋介石混战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力量,接着又借刘伯承说过的如南京暴动成功可守一个月的话,竟推断出“我们无疑的可以在这一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

  他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内线作战的原则,是在敌人分进而来合击时,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以少数兵力箝制其另几路或迷惑之,次第各个击破敌人。“红一方面军灵活地运用上述原则,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55)在谈到战术原则时,朱德说:“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56)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

  6月26日,刘伯承被委任为瑞金卫戍司令,负责管辖驻在瑞金的红军部队、红校,瑞金县地方武装,以及警戒事宜。红校的工作加上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更加忙碌了。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李德情况不明决心大,又管得很具体,连迫击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图的等高线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部队调动,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只按比例尺一标,就下令限时赶到。不问工事坚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伤亡。如此指挥作战,焉得不败!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部队向东急进。八月二十四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攻取南城。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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