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徐向前传,第八章厉马太行

2019-11-06 06:47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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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日军的“伤心岭”

  第一节从晋北南下

  进入1938年,随着山西战局日趋紧张、激烈,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辗转机动,连续创造出有利战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7年晚秋时节,晋北高原已经很冷了。战局日趋紧张。徐向前在友军中活动了半个来月,回到了南茹村总部。这时,晋北方向,敌陷崞县、原平后,正向忻口进击:晋东方向,攻陷石家庄的一路敌军,则向娘子关逼进。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因病回延安另行安排。1月8日,邓小平到达第一二九师,刘伯承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热忱欢迎他到一二九师来工作。从此,这两位战友统率着一支英勇无敌的钢铁大军,开始了长达13年的共同战斗生活。

  中共中央决定一二九师向正(定)太(原)路以南太行山区展开,发动群众。

  1月14日,刘伯承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一、二战区将领会议。l月17日,刘伯承与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应召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八路军出师以来积极支援正面战场,屡创日军的行动慰勉一番,并一一称赞了朱德等5人,说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

  10月22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离开南茹村。26日,晋东天然屏障娘子关失守。朱德、彭德怀从寿阳景尚村发电报给徐向前,要他率七六九团南下昔阳归建,打击和牵制娘了关方向进犯之敌。徐向前到了郭家寨,向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传达了总部的指示。七六九团是10月初由刘伯承率领进入山西的,他们刚取得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重大胜利,士气很高。陈锡联和汪乃贵,红军时期都是徐向前的部下。鄂豫皖肃反时,陈锡联困和另外几个人一起买了油饼吃,被诬告组织“吃喝委员会”,给抓了起来。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馋,懂得什么叫‘委员会’”。才把他放了。从那之后,陈锡联总说“是总指挥救了我”。汪乃贵是个粗人,没文化,收个电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据说记什么事还用过古代人的“结绳记事”

  1938年2月,日军大本营鉴于侵华战争并不象预想的那样顺利,决心改变战略部署,首先集中兵力解决华北问题。它从其他方向调来好几个师团,使日军总兵力陡然增加到11个半师团,而第八章厉马太行且又置重点于山西,计划发动山西南部作战。

  的办法。他们两人作战都很勇敢,一进入山西,就憋足了劲,恨不得马上打个漂亮仗。那时徐向前曾耐心地对他们说:“不着急,日后有的是仗打。先‘占山为王’,像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搞游击战。到了山区,你们放开手脚自己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陈锡联、汪乃贵牢记着徐向前的话。10月19日晚,由汪乃贵率领该团三营,愉渡淖沦河,突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果然旗开得胜,仅经1小时战斗,即毁敌机24架,毙伤敌百余人。这些飞机是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被打掉了,对正在正面作战的友军是个有力的支援。陈锡联、汪乃贵一见到徐向前,就向他详细述说了夜袭敌机场的经过。汪乃贵说:“徐副师长,我要向你检讨,打掉了几架破飞机,连个师长、旅长也没捉到,三营营长赵崇德还牺牲了。”徐向前说:“还检讨什么,这是一个大胜利,我还要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哩。不过,赵崇德牺牲了,很可惜,才23岁!”

  日军的作战部署是:首先以第十四师团、第一○八师团分别攻占新乡、长治两地,然后第一○八师团转攻临汾,第十四师团转攻侯马、临汾;第二十师团沿同蒲路正面推进;第一○九师团沿汾(阳)离(石)公路西进,掩护另两路军队的右侧背的安全。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主力位于汾阳、石楼地区;第一二○师一部进至汾离公路,与第一一五师遥相呼应;第一二九师的第三八六旅位于长治以北地区,第七六九团进至介休、灵石之间的汾河左岸。另国民党第九十八军、第四十七军和第三军,布防长治一线,阎锡山部位于吕梁山区,卫立煌部位于临汾、运城地区。

  徐向前率七六九团一路南下,27日走到五台县永安村附近。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徐向前就把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几个团的干部请到家中进午餐。嫂嫂给做的莜面窝窝、饸和羊肉炖山药。陈锡联等几个都是南方人,不晓得莜面吃多了会胀肚子;加上打仗、行军,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便大吃起来。徐向前说:“这东西不能吃太饱呀,会胀肚子的!”

  日军于12月11日出动,三路并进,攻势猛烈。国民党军除第九十八军在子洪口、第四十七军在长治作了抵抗外,其余全线败退。日军连占隰县、长治、沁阳等地,2月底从东、南、北三面会合攻占了临汾,3月初又分兵进犯晋西和晋南黄河渡口。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先后在兑九峪、楼底、田家铺三次伏击日军,毙敌近400人。第一二○师积极出扰日军后方,牵制、迟滞了敌人的行动。

  军情紧急,吃过饭就上路了。徐向前的父亲把他们送到村头,眼里嵌着泪珠。大家都热情地向老人告别。徐向前说:“回去吧,有机会还会回来的。”

  2月初,阎锡山提出了反攻太原的计划。由于日军进展很快,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谁知,这竞是他们父子的最后分别,从这以后,徐向前再没回永安村。后来听说形势紧张时,乡亲们帮助把他母亲棺木下了葬,把他父亲转移到山上一个寺庙里,嫂嫂和侄儿不时送点米和面,经常照顾他的是一位本家人徐献荣。老人最后去世在那个庙里。

  根据阎锡山反攻太原的计划,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进到正太路负责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

  徐向前率部队继续南行,一过石窟,滹沱河北岸全是乱石滩,没有路,人马难行。下午宿营在坪上村,第二天继续顺太行山西脉南进,走的又都是山间小路。他们经过的李家庄、大白凹、下社、上社、兴道村、东坪村等地,这些地方闭塞落后,加上国民党军队四处抢掠,抓丁拉传伕,群众只要一听说有军队来,就躲的躲,藏的藏。徐向前发现这个情况,对陈锡联说:“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们不能光走路,也得宣传宣传,做点群众工作。让大家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真正打日本的。越在群众不了解我们的地方,越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行动是最好的宣传,要让群众亲身感受到八路军是爱护他们的。我们要留下这个名。”部队照着做了,真有效,群众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未徐向前行至盂县获悉,日军两个师团正从娘子关、石门口分路向阳泉、平定进攻。接到刘伯承的电报,要部队迅速向正太路以南开进。情况紧急。原计划从盂县经河底、平定,直达昔阳,因石门口、平定方向有敌情,遂改道由寿阳、平定问通过铁路。昼夜兼程,于11月1日晨通过正太路,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会合。根据总部指示,七六九团暂归一一五师林彪指挥。这时,阎锡山已经放弃忻口。西向太原进击的日军,一路从寿阳西进;另一路从昔阳向平遥方向迂回。刘伯承、陈赓率三八六旅等部,在黄崖底伏击敌一○九师团一三五联队,歼敌300余人;徐向前率七六九团配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广阳、沾尚地区伏击敌二十师团一部,毙伤敌千余人。

  他令陈锡联、孔庆德等化装侦察井陉方向敌情,准备在这里寻找战机。

  战斗结束后,徐向前率七六九团赴昔阳归建一二九师。这时师部驻赵壁村,徐向前在那里会合了刘伯承、张浩、李达等领导人。

  侦察结果,发现井陉西南20余里的旧关据点驻有日军200余人,属井陉警备队管辖。刘伯承决心采用“攻其所必救”的战术,以第七六九团袭击旧关,但不切断敌人的电话线,让其呼喊井陉警备队出援,以第三八六旅设伏于井陉至旧关间的长生口,歼灭援敌。随后作了具体部署。

  11月9日,一二九师主力南移至和顺县石拐镇一带休整。徐向前在日记中写道:“半月来,9R(七六九团)自杨白(五台地区)南移后,非行军即作战,三八六旅亦如之,故部队甚疲劳,须给予休息与整理。”

  22日凌晨,按照预定的部署,第七六九团和第三八六旅开始行动。为了保证战斗的秘密性和突然性,部队特地从远纵深开进。拂晓,第七六九团和第三八六旅各进入预定位置,4时许,旧关据点枪声大作,第七六九团一部奋勇突入,守敌一面依托坚固的碉堡顽抗,一面通过电话向井陉呼救。井陉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于7时率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出援。车队经过长生口,遭到预伏在这里的第三八六旅的两个团的猛烈袭击。在突然打击下的日军惊恐万状,狼狈逃窜。战士们端着刺刀、矛子冲了上去。30分钟后,日军被击毙100余人(包括荒井丰吉本人在内),毁汽车5辆。其余3辆没命般向井陉逃去,后头跟着一批来不及登车的步兵。第三八六旅一部展开追击,一直追到井陉城西。整个战斗持续了5个小时左右。

  第二节分兵发动群众

  长生口战斗结束的当天,刘伯承奉命率部南返,准备将主力集结到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破坏其交通补给线,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的进攻,策应第一一五、第一二○师在晋西和晋西北作战。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及曾国华第五支队也同时跨越正太路南下,加强正太路以南的斗争力量。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的抗战局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3月上旬,晋南日军第二十师团和第十四师团一部攻占了风陵渡到河南温县之间的各渡河点,晋西日军第一○九师团也控制了离石周围的河岸,准备往南往西渡过黄河,配合津浦作战,进攻西安、陕甘宁边区。刘伯承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日军,以钳制它的战略行动。

  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根据这个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对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作了明确的部署。

  3月14日,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到襄垣以东的浊漳河畔,设师指挥所于杨家庄。以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一、第七七二、补充团3个团位于强计、渠村、石板村地域,以第七六九团位于东、西宁静。师指挥所的作战室里,墙壁上悬挂着缴自日军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邯长大道被红笔醒目地勾了出来。刘伯承翻阅着来自各方的敌情通报和本师部队的侦察报告,不时用放大镜审视着墙上的地图。作战室里别无旁人,邓小平、徐向前到八路军总部开会去了,倪志亮留在后方管理师直属队。不多长时间,一个作战方案在他心中形成了。

  指出,吕梁山脉应成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必须以主力一一五师一部前往开辟工作;一二○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他立刻把李达和有关参谋找来,讲了他的方案:总部令我师进攻东阳关至潞城一线敌人。我打算袭击黎城,吸引潞城和涉县的敌人出援而予以伏击。

  按照上述精神,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的武家庄、石拐镇两次召开干部和积极分子会,统一认识,进行具体的部署。会后,一二九师的官兵像种子一样,撒向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的晋冀豫广大地区。

  部署上以第七六九团为左翼队,其一部于16日拂晓前袭击黎城,主力则伏击涉县出援之敌;以第三八六旅3个团为右翼队,在神头村附近伏击潞城出援之敌。

  七六九团北出平(定)昔(阳)线;宋任穷(政治部副主任)、王新亭(组织部部长)、刘志坚(宣传部部长)率工作团向晋东南;倪志亮(师参谋长)

  神头村是潞城东北20余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周围冈峦起伏。从地图上看,村子依坡而建,一条公路从村西的神头岭下穿过。把伏击部队摆在岭上,居高临下,确实很便利。“地形是很理想,可3个团的兵力如何部署呢?”

  负责组建晋冀豫军区;刘伯承率师直驻辽县(今左权县),统驭全局,指导晋冀豫省委的工作。徐向前在石拐镇指挥三八六旅配合汤恩伯部,在和顺西部山区截击由正太路南进之敌,开展游击战争。

  “还是到现场勘察一下再下决心。”刘伯承连续地思考着。于是,他带着李达等人一起去看地形。到神头岭一看,发现公路并不在岭下,而是在岭上。

  汤恩泊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参加南口保卫战而名噪一时。此时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三军军长。太原失陷后,蒋介石唯恐日军向河南推进,遂派他率部巩固山两,策应平汉线。可是太原失陷以后,国民党军队几乎到了望风而逃的地步。阎锡山向西转移,卫立煌(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退到隰县、吉县一带,西北军冯钦哉(第二战区第十四军团军团长)、川军李家钰(第二战区第四十七军军长)、滇军曾万钟(第二战区第三军军长)信心大减。汤恩伯进到榆社看到这种局势,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

  他不禁长叹一声:“粗枝大叶可要害死人哪!”

  11月18日,徐向前和赖际发①应邀前往榆社与汤恩伯会商协同作战事宜;刘伯承与李达从辽县出发,也于同日到达城关一所学校里。

  神头岭确切点说应称它为山梁,光秃秃的只有一二百米宽,公路在中间蜿蜒而过。路面比两旁的土坎略低,离公路不远,有过去国民党军队修的一些工事。猛一看,这里地形很难埋伏大部队。一位参谋就说这个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部队展开。其他人有的反对,有的附和。刘伯承没有表态,他围着山梁绕了一圈,察看了四周的山峰、沟壑和道路。回到原地,他决然地说:我的意见是原计划不变。理由有三:一、兵法上说“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当敌人以为地形对我不利而疏于防范时,我偏偏一反常态,可收出敌意外之效:二、利用公路旁的旧工事来解决部队的潜伏问题。工事离公路近只20米,远则不过百米,敌人天天往来于山梁上,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只要部队严密隐蔽,不会暴露;三、此处地形狭窄,我方兵力确实难以展开,但敌人的技术兵器更难展开,骑兵也没法左右机动。总之一句话,权衡战场地形的利弊,不能光从单方面看,而应综合敌我双方的因素。假如这个伏击点的地形开阔平坦,利于我方部队展开,而敌方也同样便于展开,结果是由于敌方技术占优势,反会陷我于被动。刘伯承的分析人情人理,大家表示心悦诚服,设伏神头岭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了。

  汤恩伯对一二九师领导人的到来,表面上很热情,屋里生着炭火,摆着烟茶,但徐向前看出了,他的精神状态不大好,脸上好象遮着一层云。汤恩伯见到徐向前,神情多少有些不大自然。1932年初,汤恩伯在河南商城、潢川一带“进剿”红军与四方面军作战,被徐向前“围点打援”损兵大半,蒋介石一怒之下撤了他的职。虽说往事如烟,这件事却怎么也难以完全淡忘。

  在返回的路上,刘伯承又谈到了这次伏击战的战术问题。他说:“这次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驻止之敌,以吸引涉县、潞城两地敌人来援,在必经之路东、西黄须和神头村予以伏击。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我之所以把这种战术叫‘吸打敌援’,是因为要使人一见就知道重点在打援。这一战术的关键是吸援地点的选定。这要侦察和估计敌人驻军布防的系统,那里是敌人驻军的本队,那些是敌人驻军的分支,那一分支又是敌人驻军最关痛痒,十分爱护的环节。这环节就是我们吸援的地点,黎城正是符合了这个原则的。”

  谈话倒也开门见山。汤恩伯部队的纪律不好出了名,刚进山西,老百姓就怨声四起,阎锡山也抱怨他。这使汤恩伯很苦恼,他问刘伯承和徐向前:“贵部政治工作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他说:“有理,有理!”和汤恩伯谈的第二个内容,就是劝他不要退过黄河,鼓励他从大局着眼,支持山西战局。刘伯承说:“只要汤将军定下决心,本部一定积极配合。”汤恩伯表示愿意携手合作,同舟共济。

  3月16日4时许,左翼第七六九团第一营按预定计划,一举袭入黎城城关。日军一时不明情况,固守在房子里盲目还击,同时向相邻据点求援。

  第二天早起,大雪纷飞,刘伯承、李达赶回辽县去了。徐向前要与榆社工作团谈地方工作的事,没有动身。早饭后,工作团的人还没到,徐向前与赖际发又去汤恩伯那里,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重点是希望他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意见,共同支撑山西抗战局面。汤恩伯说:留下可以,但要服从命①“秦赖支队”政委。“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是一二九师进入正太路以南组织的第一个游击支队。

  涉县、潞城守敌接到求援信号后,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黎城驰援。

  令,上面如果让撤,也没办法。果然,没过多久,他便率部跑到河南去了。

  设伏在东、西黄须的第七六九团主力与涉县方向的援敌刚一接触,狡猾的日军发觉有中伏危险,慌忙退缩回去。

  连日大雪,晋中的黄土沟壑又变成了白色。徐向前和赖际发冒雪回到石拐镇,收到七七二团一份关于日寇在松塔镇大屠杀的报告。徐向前日记中记着:“该地房屋被暴日烧完,人民被暴日屠杀殆尽。暴日到该地时,号召人民归家开会,人民受其骗归家,当全到会场时,那些残暴者却伸其血手一网杀尽。”这是徐向前接触到的日寇第一件血洗村镇事件(比南京大屠杀早22天)。他愤怒了!恨日寇的残暴,也恨国民党军重兵不战,给了日军肆虐之机。但他很冷静,当即指示各部队:抓紧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自身。

  潞城敌第十六师团辎重部队林清队和第一○八师团辎重部队展尾队,以及自卫队,骑兵共1500余人,随带骡马1000余匹,出城向黎城增援。刚过完浊漳桥,第七七一团特务连焚桥断路。日军并未警觉,认为不过是游击队破毁交通的惯技,仍然趾高气扬地往前走。

  他把部队分散开来,一营,一连,甚至只有几个干部带几个兵,去发动群众。几天时间,以石拐镇为中心,辽县、和顺、昔阳以西,平定、寿阳、榆次以南,太谷、祁县、平遥以东,榆社以北,晋中广大地区,都有他派出去的小分队在活动。有的小分队,已经深入到了武乡以南。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游击战争中,应特别着重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是次要的。”

  9时许,日军到神头村休息。突然,日军队伍先头响起了枪声,紧接着,神头村东、西、北3面的枪炮一齐吐出了愤怒的火焰。刹那间,日军象枯草遇到利刃一样,倒下了一大片。残存者有的抱枪而逃,有的在军官的指挥下就地顽抗。队长展尾中尉抽出指挥刀,狂叫着督促士兵反扑。一颗炮弹打在他头顶上,他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了。

  (注:他在这里指的政治问题就是争取群众。)“取得群众的拥护与团结群众,游击队才能巩固与发展,不然,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冲锋号吹响了,指战员们从工事里、沟坎边奋勇跃起,冲进敌群里,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埋伏在纵深的指战员们源源不断地冲上神头岭。

  徐向前夜以继日地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新的游击队成立起来,他几乎都要亲自去讲话。平定区游击队,长凝区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地区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他都去讲过话,有的还不止一次。他对这些群众武装提出严格的要求: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山西人民,要坚决为保卫华北抗战之堡垒——山西而奋斗到底,反对苟图偏安的幻想,反对妥协投降;第二,要有严密的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战前,刘伯承指导战士们打仗要分三部动作:用枪打头,用刀矛刺胸,用手榴弹炸屁股。这回大家全用上了。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们更是大显神通。

  来自群众,要爱护群众,保卫群众的利益,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第三,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游击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第四,要克服困难,准备接受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第五,要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

  两个多小时激战以后,日军基本被歼灭。神头岭上,到处是打倒的敌尸和骡马,还有成捆成箱的辎重和散落一地的文件。有百余名日军突围逃回了潞城。这是由于参加伏击的一个团撤离过早,另一个团的一部迂回较迟。这说明第一二九师有的部队协同动作和纪律观念较差。对此刘伯承在战后提出了批评。

  晋中地区游击队发展很快。榆次附近的长凝区,10几天,游击队就发展到120多人,各村都有自卫队,担负放哨、警戒、封锁消息的任务。那里有一条小河,游击队在河南活动,河北的日军就不敢过河。游击队刚刚建立,干部素质跟不上,有的临战动摇。针对这一点,徐向前组织了速成干部训练班,训练7天10天不等。刘伯承很重视这件事。薄一波①也感到游击队干部缺乏训练,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曾选派49名干部,送到徐向前那里学习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1937年12月,在徐向前建议和主持下,“晋冀豫军政学校”正式成立,400多农民、工人、学生出身的学员,集中在辽县大营盘内,接受完全的军事训练。徐向前亲自兼课,讲游击队的组织与任务,游击队的行动纲领,游击队战术与侦察,与大部队配合作战,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铁的纪律,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精神等。这所学校,曾引起日本人的注意,电台还发了消息,说:在山西南方某处,办了一所“共产学校”。

  这一仗,共毙伤日军14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还抓了80多名俘虏。

  徐向前十分重视改造各县、区政权。这时那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徐向前感到,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啥都干不成。他的办法:一是“统”。

  一名从战地侥幸逃脱的日本《东奥日报》的随军记者,回去后写了一篇题为《脱险记》的通讯,称神头岭之战是第一二九师的“典型游击战术”。

  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妥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犯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①当时为山西七大行政区之一的第三区主任,管辖晋中、晋东南十三县。

  战后不几天,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伍长在日记里写道:“第一○八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的力量。八路军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的县、区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人抗日军民手中。三是武装打击。对勾结日寇的汉奸政权,一经发现,则坚决铲除,绝不留情。“秦赖支队”在西坑村,发现那里的村长、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维持会”,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神头岭,成了日军丧魂落魄的“伤心岭”。

  在改造区、县政权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榆社县长是徐向前的远房亲戚,部队筹粮、筹款、扩兵,他不答应。徐向前找到他说:“你不答应,我们就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位县长说:“我是一县之长,要听我的,八路军不能搞政权。”徐向前不听他那一套,筹粮、筹款、扩兵,照常进行。没办法,那位县太爷卷铺盖走了。

  第二节急袭长乐村

  这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扰害群众。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

  神头岭伏击战使邯长大道一时变得冷清起来,日军过往的运输部队明显地减少了,这就有力地牵制、迟滞了日军在晋南和晋西的行动。与此同时,刘伯承派第一二九师补充团南下道(口)清(化)铁路,协同赵涂支队、晋豫边游击支队开辟太南及道清铁路沿线的工作,并袭扰晋南日军的后方。晋西的第一一五师和晋西北的第一二○师也积极袭击、伏击日军。黄河沿岸的日军行动受阻,旷日持久,消耗增大,严令后方加快补充。邯长大道上又变得忙碌起来。

  徐向前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投奔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放下武器,发给路费,开证明让其回归故里。继续流散乡里,危害抗日军民的,则以破坏抗战论罪。

  刘伯承决心再给日军一次打击,进一步破坏它的战略计划。经过侦察,敌人多用汽车运输,一次几十辆,上百辆地集队通过,沿路的警戒也加强了,显然是害怕再次被袭。邯长大道各主要据点的兵力部署是:黎城2000余人,东阳关150余人,涉县400余人,武安1500余人。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晋东南抗日游击武装和根据地建设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他和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仔细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可以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再组织一次伏击。这里地形比神头岭更理想,公路几乎就是一条小河的河滩,碎石满地,汽车不便行驶。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利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兵力好展开,进退两便。

  第三节反六路围攻

  3月21日,刘伯承到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因此决定伏击战由徐向前指挥。

  和长生口战斗1937年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这是日本侵略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具体行动之一。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日军在占领太原之后,便开始分路向八路军占领区实施围攻。

  3月30日夜,徐向前、邓小平率师主力3个团在响堂铺周围设好了伏击圈。次日晨6时,第七七二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峧两地突然出现敌情。第七七二团以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立即报告给第三八六旅。第三八六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

  日军的六路围攻是22日开始的。这时徐向前正在领导着“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围攻先从松塔打响。从寿阳出动日军2500多人,并有飞机3架,平射炮、曲射炮10门相配合,向驻松塔之七七二团进攻。平定方向500多日军向驻西寨之七六九团进攻。阳泉方向300多日军经上龙泉、广阳向马坊进攻。同时,由榆次、长凝出动200多人,经阔郊向马坊进攻。由太谷出动600多人,经范村折向水晶坡。另一路由昔阳出动700多人,经关帝庙出击和顺。

  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人们不免有点惊慌,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徐向前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开始了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邓小平点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侍命,令第七七二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

  松塔方向战斗最激烈。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指挥下,激战两日,毙敌百余人,王近山和三营营长负伤,部队减员60余人,撤至南军城。前方告急。

  徐向前又让作战科副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

  24日,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

  7时许,第七七二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峧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退,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方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一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

  日军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暴露侧翼,引诱攻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徐向前不为敌所制,以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按照他的部署,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龙泉、沾尚两次用此法,均奏效,歼敌400多人。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

  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

  在外线,积极配合,广泛出击,毙敌200以上。

  徐向前放心了,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

  时值隆冬,日军长途奔袭,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又不熟,本想速战速决,但被徐向前的游击战缠住了。战至第五天,没有占到便宜,在马坊、西砦放火烧了村庄之后,便向正太路沿线退去。

  9时,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他们分属黎城、涉县两个兵站,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

  日军原想以大规模的围攻,消灭八路军有生力量,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威望,动摇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结果,适得其反。反六路围攻是一二九师进入正太路以南第一次取得的胜利,也是1937年最后一个大仗。这次胜利,对群众、对部队都是个鼓舞,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里长,活象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埋伏在右翼的第七七一团等车队过去一半,突然向它的后尾射击,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紧接着,全线的枪声响成一片,机关枪、步枪喷吐出一股股火柱,迫击炮弹带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手榴弹成堆地甩进敌群。日军毫无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有的连枪栓都没来得及打开,就一命呜呼了。一部分日军慌乱地跳下车来,或钻到车底下,或卧在公路边,据枪还击。汽车组成的长蛇瘫痪了,有的汽车油箱中弹起火,大火迅速蔓延,滚滚浓烟随风升腾,公路上霎时形成了一条火龙。

  1938年元旦,徐向前在辽县邀请在辽绅士和各区、村长,举行新年宴会。

  战士们乘势冲上了公路,端着刺刀、矛子对日军猛刺。日军持枪对抗,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会上,他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战根本战略,介绍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同时用反六路围攻和各次战斗的胜利,说明华北抗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希望各界人士支持抗战,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保卫华北,保卫山西!

  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就全部被消灭了,有30余个敌人从混乱中死命攀上路南崖壁,狼狈逃逸。

  抗日军民庆贺胜利,日寇被激怒了,要用全力围剿共产党和八路军。

  伏击战打响后,西边敌人由黎城出动步骑兵300余,通过东阳关前来增援,第七七二团第三营候个正着,在关外一顿猛揍,把日军打得掉头而逃。

  2月初,一二九师在辽县召开干部会。邓小平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是石拐镇会议时到一二九师的。他是红七军领导人,出席过有名的遵义会议,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徐向前没有与他一起工作过。几天过去,感到这个人有魄力,才思敏捷,讲话实在,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接替张浩任师政治委员。张浩奉中央调令离开辽县回延安。这位又名林育英的著名领导人,工人出身,待人诚恳坦白,有独立见解,患有严重肺病。他回到延安不久即病逝。

  东边日军由涉县乘着6辆汽车,倾巢出援,走到椿树岭,第七六九团打援部队实施密集火力拦击,打中1辆汽车,其余5辆吓得缩了回去。

  会上,刘伯承总结了太原失守后,晋冀豫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提出了今后任务: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尤其是扩大武装。徐向前讲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和游击队的建设。他强调:“游击队领导要坚强,纪律要严格”,他以反六路围攻为例说:“平定游击队作战顽强,是因为领导好,作风严;相反,有的游击队一听到枪声就跑散了,清点人数只剩几个人。这种状况不能担负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在游击战进到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游击队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教育,严格训练。”

  当天中午,已经从八路军总部返回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接到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黎城敌汽车共有30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辆,约计缴获步枪300支以上,轻机枪10挺以上,迫炮4门,弹药甚多。我伤亡200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

  2月下旬,第二战区决定反攻太原,按照《反攻太原计划》,以十八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若干正规军统由朱德指挥。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此时,一二九师师部驻吕家村。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在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的任务。刘伯承、徐向前接到电今后,即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大路东段井陉进击,以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

  请刘速动员至少400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

  22日凌晨,七六九团三营袭击旧关。当部队冲入街心时,发现日军已有准备,占据着后山工事,居高临下顽抗。七六九团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占领街内一座小庙,歼敌10余人,天亮前撤出旧关。七七一和七七二团向长生日方向设伏,先头部队刚到路边,就与敌援兵遭遇,遂改变计划,实施运动中歼敌,200多日军被消灭一部,接着又打退另一股援敌,一直追到井陉城下。这一仗,歼敌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多人,击毁敌汽车5辆,少有缴获。两个团也伤亡了100余人。在刘伯承、徐向前部署长生口战斗时,晋东南日军占领了长治,企图进攻临汾。第二战区反攻太原计划停止实施,朱德令刘伯承、徐向前急速率部南移,参加晋东南对敌作战。

  刘伯承看完电报,立即下令,司令部和供给部的干部带领战士、民夫赶去打扫战常徐向前、邓小平回到师后方指挥所,刘伯承笑着迎了上去,“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他由衷地赞扬着。随后,徐向前谈起了有关战况:“大约有400多鬼子被打死,森本少佐也在里边。活捉了3个日本兵。

  第四节响堂铺伏击战

  可惜有30多个鬼子钻了我们路南山地没有伏兵的空子,突围逃走了。这次我们炸毁的汽车,加上椿树岭打援时击毁的那一辆,一共是181辆。”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南下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敌人,破坏其交通线。

  “这次战斗击毁汽车181辆,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伤亡情况怎样?”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寇的运输线。刘伯承打算选择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敌人的中心地区。他和徐向前、邓小平拟定了作战方案,于3月11日给朱、彭总副司令去电作了报告。12日,朱德、彭德怀复电称:“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我们准于14日到达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

  刘伯承边赞叹边关切地问。

  徐向前在八路军总部开会期间,朱德对他说:“你在太原见了阎锡山,在榆社见了汤恩伯,来到这里再见见曾万钟吧。”于是,这天他同朱德到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那里。曾万钟原属滇军,抗战开始编入第二战区,用兵保守,战绩平平,同徐向前初次见面,表现友好。讨论晋东南局势,商谈协作破敌之策,态度还算积极。可是他不敢把部队分散去打游击,怕把老本丢了。

  “阵亡了两位连长和一位排长,负伤的有营长、教导员各一,还有几名连排干部。政工干部表现得很勇敢,带头冲锋,打得很顽强,牺牲6人,挂彩5人,战士的伤亡数是292名,加上干部,总共317名。这次伏击总的打得不错,可是也出了一点差错,炮兵和步兵没有配合好,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七七一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余人伤亡。”

  徐向前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出师以来打游击战的经验。说:“在日寇长驱直入、深入内地的形势下,游击战是甚为有效的形式。反六路围攻如果不是游击战争,没有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取胜的。把正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削弱,相反,还会不断发展壮大。”

  “这是炮兵缺乏经验,要让他们认真总结一下。”

  说到这里,徐向前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曾万钟,“曾将军不妨一试。”

  刘伯承给响堂铺伏击战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并在战斗总结中概括出了五条经验: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同时专门称赞了徐向前:“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峧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

  曾万钟正窘于如何作答,这时传来了刘伯承在神头岭地方指挥陈赓旅和七六九团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胜利消息,曾万钟对徐向前说:“贵师初到晋东南,就取得了如此战果,旗开得胜,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神头岭、响堂铺连续两次伏击战和八路军在晋东南、晋西的作战,使晋南日军痛感后方不稳,交通运输受到严重威胁,向黄河对岸的进攻有后顾之忧,于是决定调整部署,回过头来先对付八路军。

  3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了配合津浦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

  3月中、下旬,日军第一○八师团在晋西南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攻。

  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刘伯承要到总部去开会,行前提议,这一仗由向前指挥。

  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等部队英勇抗击,采取先疲后打、袭扰诱歼、奇袭猛攻的战术,前后歼敌近2000名,陷敌于惊恐不安之中,迫使敌人退缩同蒲路沿线,转攻为守。第一一五师乘势分兵发动群众,创立晋西抗日根据地。

  徐向前遂派出便衣侦察组,从各个方面收集日军兵力部署情报。

  4月初,日军转向晋东南用兵,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分兵津浦路的情况下,仍倾全力抽调了所属各师团步兵8个联队,骑、炮、工、辎重兵各一至两个联队,共计3万余人,对第一二九师和太行根据地发动了九路围攻。

  日军在神头岭失利后,邯长大道沿路警戒有加强。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余,涉县守军增至400人,黎城千人有余。公路上常有汽车运输队经过,十几辆、几十辆、百多辆不等。从黎城到涉县,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等经过调查研究,一致意见在这里设伏。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斗,定在3月31日。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域运动。从神头岭战斗后,部队转移到下良、强计以南地区休整。刚刚打了大胜仗,又经过短期休整,干部战士情绪高昂。这时虽然连日小雨,山上还有雪,道路泥泞,春寒逼人,但是,战士们听说又要去打伏击战,他们把寒冷抛在了脑后。

  日军从东、南、西、北4面进犯。东南驻邯郸地区的第十六师团一部由邯郸、邢台分两路西进;南面驻临汾、长治地区的第一○八师团作为主力,由沁源、沁县、长治分三路北进;西面驻太原地区的第一○九师团一部由榆次、太谷分两路东进;北面驻石家庄地区的第一一四师团一部由阳泉、赞皇分两路南进。合击目标是清漳、浊漳两河之间的武乡、榆社、辽县地区,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主力,预定4月8日开始行动。

  30日晚饭过后,部队带着一日干粮,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隐蔽地向响堂铺进发。徐向前命令各团:31日拂晓前进入阵地;严密封锁消息,做好隐蔽、伪装和防空;由于部组织良好的观察;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伤员。

  刘伯承与徐向前、邓小平早就获得了敌人要进行围攻的情报。在缴获的日军文件和士兵的家信里,载有“4月上旬进行大攻击”的内容;铁路沿线的游击队和自卫队不断送来敌人频繁调动、集结的情报;第一一五师通报晋西日军向东收缩。他们据此判断敌人这次围攻规模较大,来势很猛。第一二九师应预有准备,与八路军其他部队和国民党友军密切配合,发动根据地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主力兵团相机歼敌创造条件,各方团结一致地粉碎日军的围攻。

  午夜,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

  他们及时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自己的判断和准备采取的措施,总部表示同意,并制定了以一部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

  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七七二团位于师指挥所右后方的马家拐。陈赓的旅指挥所在七七一团的阵地后面。设伏阵地,多是背阴处,坑坑洼洼里积雪刚化,深夜又结了一层冰,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都在等待着,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心情和全师指战员一样,希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不发生意外。

  4月2日,刘伯承与徐向前、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主力进驻辽县以南的西井,南、北委泉,源泉一带。4月5日,他们在一起商量反围攻问题。刘伯承提出:这次日军围攻是四面合击,第一二九师作为反围攻的主力要实现击破一路的目的,不能化整为零地在合击圈内与敌周旋,因为两条漳河之间的活动余地较小,根据地又是初创,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将会陷入被动。应该立即转到合击圈外去,在武(安)涉(县)间活动,保持强有力的突击力,打击日军的后方和补给线,错乱日军的作战步骤,当日军因疲惫混乱撤退时,抓住它薄弱的一路予以猛袭,一定会收到奇效。

  意外的事偏偏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指挥所紧张起来。电话里是陈赓旅长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后路。他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徐向前、邓小平一致同意刘伯承的意见。经三人商定,刘、徐率师主力东移,在武涉大道西戍一带寻机歼敌,邓小平次日回辽县城师后方指挥所,整顿各游击支队及地方武装党组织,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思索、判断着。

  邓小平赶回辽县城后,在帮助督促各游击支队及地方武装建立健全党组织的同时,迅速布置和落实根据地反围攻的准备工作。派出政治工作干部协同县政府组织了反围攻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召集各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具体的反围攻计划。在许多村庄里召开了民众大会,宣讲反围攻的意义,树立胜利信心,戳穿日军“消灭八路,安抚百姓”的欺骗宣传,控诉日寇奸掳烧杀的残暴罪行。在此基础上,动员游击队、自卫队带领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和抗日戒严,赶走牲口,运走或掩埋好粮食、生活用具,掩埋水井,使敌人进入根据地后没吃没喝,无法立足。消灭混入根据地的敌探、汉奸,破坏道路,改造地形,提供情报,骚扰敌人,增加敌人行动的困难,配合主力兵团粉碎敌人的围攻。

  “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问。这时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撤到了路北,防备万一。

  从4月7日起,刘伯承、徐向前率部连续向东运动,10日凌晨到达偏店、鸡鸣铺地区。一路上,村庄几乎被日军烧光了,满目焦土瓦砾,有的还在冒着余烟;场院里散扔着鸡骨头和被割去臀部的猪、羊;村头树干上吊着一具具男尸,地下横躺着老人和小孩的尸体,还有被剥光了身子的女尸??刘伯承和指战员们莫不义愤填膺。刘伯承指示部队掩埋好老百姓的尸体,帮助群众修补窑洞和房舍,尽可能给予粮食和生活用品的救济。

  指挥部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

  刘伯承和徐向前利用这些活教材,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讲明反围攻的形势和任务,号召指战员化悲愤为力量,坚决打破敌人的围攻,以实际行动保卫根据地,为老百姓报仇。他们还指示师政治部编印了“临时紧急教材”和“日军厌战材料”,发到连队。“日军厌战材料”大部分是翻译的日军士兵的信件。日军士兵在信中告诉家人:八路军“利用天险施行游击战,实在难战之极,同时又善于宣传,甚至村民也反抗我们,所以在这里非时刻留神不可”。他们还哀叹交通和给养上的困难,说从国内寄来的贺年片,在长治“快到4月了才收到”;农村里找不到粮食,“常常饿着肚子行军”,3月14日日本陆军纪念节“只吃到了小米饭和豆瓣酱汤”。第一○八师团第一○四旅团旅团长苦米地3月26日的家信中也自称“食粟吞泥”。因此,士兵感到“好不被乡情所恼”,早晨一起来就是说“凯旋的话和女人的话”,晚上一睡觉就是做“樱花的梦”。这些材料使指战员们认识了日军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更增强了战斗胜利的信心。各部队先后举行了粉碎敌人围攻的誓师大会,并普遍开展了“看谁最能够执行命令、坚决勇敢、节省子弹、多抓俘虏、多缴枪炮、严守战场纪律”的竞赛。

  “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刘伯承在偏店、鸡鸣铺地区设好伏兵,打算在邯长大道上再给日军后方补给线一次打击,以打破日军的围攻。日军在邯长大道上连遭挫折,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一连几天没有派较大部队通过。

  放下电话,徐向前又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就派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到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探听虚实。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这时候,南面由长治出犯的一路日军,分由襄垣、下良进占西营,由屯留、虒亭进占沁县。北面由阳泉出犯的一路日军,分由平定经昔阳到和顺,由昔阳经皋落抵芹泉,深入到根据地腹心。其余各路,被预置于内线的八路军部队和国民党友军阻击和迟滞住了,没有能够实现敌人九路合围的计划。

  参谋出发了,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使劲地抽着……

  东面两路日军,被第

  约两小时,参谋回来了。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一二九师一部和国民党骑兵第四师阻止在麻田。南面另两路日军,被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和国民党第十七军挡在沁源。西面两路日军,被秦赖支队和国民党第九十八军牵制在东西团城、马坊地区。北面赞皇一路日军,被冀西游击支队袭扰后不能前进。

  听完参谋的汇报,徐向前高兴地说:“好!太好了!”遂向邓小平报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刘伯承见敌人围攻态势已形紊乱,决心出动主力,迂回到北路日军的左翼侧,伺机予以打击。4月11日,他率部进至辽县以南的桐峪镇地区,师前方指挥所驻下截村。当晚,邓小平从师后方指挥所赶来,与刘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挥反围攻作战。

  8点半钟,日军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设伏地域。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

  4月12日,国民党骑兵第四师一部在麻田被围,刘伯承当即命令第七七一团派1个连前往救援。第七七一团这个连队突然出现在日军的后路,一阵猛打猛冲,打得日军混乱不堪,落荒而逃。骑兵第四师部队安全脱出了包围。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张惶失措,车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人混乱之时,埋伏一夜的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样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这一仗,毙伤敌400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摧毁。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队两个汽车中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缴获甚多。

  4月14日,南面由长治出犯的日军继续东进。右翼苫米地亲率第一○四旅团第一○五联队等部经蟠龙、墨碇进占辽县,左翼由配属苫米地指挥的第二十五旅团第一一七联队经段村攻占武乡,并于15日进占榆社。苫米地是日军中一位凶狠毒辣、刚愎自用的将领。在2月底日军三路会攻临汾的作战中,他抢先攻进了临汾城,获得了日军大本营颁发的一枚勋章。从此他更加狂妄骄纵,自诩精通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叫嚣要打垮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他根据八路军“敌退我追”的原则,发明了一种所谓“拖刀计”的战法:在作战中烧民房后假装撤退,当八路军游击队尾随追击时,突然进行伏击或围攻。这种战法开始曾让一些游击队吃了亏。他越发自鸣得意,目空一切。

  下午5时,日军出动10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了秋树垣一带。陈赓风趣地说:“这不是打我们的,是给死鬼子吊丧的。”

  刘伯承见苫米地一味孤军深入,不与友邻协调行动,根本不顾忌自己侧背暴露,判断苫米地又犯了好大喜功的老毛病,企图独占九路围攻的头功,不禁对身旁的参谋说:“苫米地这家伙,竟敢犯兵家之忌,以为我们八路军好欺侮,看他疯狂到几时?”他决定将计就计,把苫米地放到武乡、辽县之间来打。这一带地形有利,山高路险,蟠龙、墨碇一带是很好的伏击战场;群众深受日寇蹂躏,又经过发动,积极要求帮助八路军消灭日军。

  40多年后,徐向前有七言诗一首回顾这次战斗: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12日至14日,他率部秘密西移,经石瓮、石门到达李庄、贾豁。当日军左右两翼分向辽县、武乡进犯时,刘伯承发现如果单独吃掉左翼一路更为有利,因为左翼第一一七联队兵力较弱,西面有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率该旅在沁县小东岭策应,右翼苫米地回援也较易阻击。于是,他故意放苫米地北去辽具,派出部队密切监视第一一七联队的行动,等候最有利的战机。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14日,刘伯承与徐向前、邓小平商定了一个作战方案,上报总部:“我师与徐旅协同动作,配合曾(万钟)军围困段村,打击增援,或配合朱怀冰师,或出辽县。”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立即复电批准打段村。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①响堂铺战斗的规模同徐向前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指挥的诸战役是不能相比的,但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中,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问题还不在这里,可贵的是在紧急关头,“特别是在后路上的苏家蛟,风传有敌人到来,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而未放弃这次胜利的战斗。”②战后,当徐向前见到刘伯承时,刘伯承向他道贺说:“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

  当夜,刘伯承率部经东方山涉过浊漳河,到达段村以北的西黄岩、马牧地区,转到了第一一七联队的左翼侧,造成了歼灭这股日军的极为有利的态势。

  ①见《将帅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第二天,侦察参谋报告:武乡日军进到榆社后,因城中经群众“空舍清野”,无法获得粮秣给养,去辽县的道路又遭严重毁坏,大部队难以通行,所以又返回来了。

  ②引自1938年《一二九师战斗总结》。

  刘伯承听完报告,“腾”地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鸟入笼,鳖人瓮,这下可有大仗打了,先让第七七一团派两个连,严密监视这股敌人。”

  第五节在反九路围攻作战中

  “鬼子一天之内,从武乡到榆社,跑了一个来回,足有150里路,够他们受的。”徐向前接过话茬。

  指战员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到西井和南北委泉。徐向前对缴获的日军官兵的信件发生了兴趣。他让翻译把那“有意思”的翻译出来给他看。“山西的道路与河北全然不同,差不多都是山岳地带,道路也全是石头,相当受苦,并且当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每日都受敌袭。”(高见安作3月28日写的家信。)“向高高的山顶推上车辆,向水泄不通的敌阵冲锋前进,整天和饥饿苦斗,要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又倒退五里的战斗,真是说不尽的劳苦!”(清吉家信。)“附近之敌是朱德所率的共产军,他们利用天险施行游击战,实在难战之极,同时又长于宣传,甚至村民也反抗我们,所以在这里非时刻留神不可。”(在潞安警备部的一个士兵写的。)

  “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鬼子摆了一个‘空城计’,让鬼子饿着肚子跑路”,邓小平对榆社群众的‘空舍清野’十分满意,“鬼子扑来扑去,搞不清我们在哪里,我们却一直盯着它呢。看它还能往那里逃?”

  “虽然是膺惩之圣战,但转战数月,把一个人变成狂暴性、粗鲁性,加之看到战场上杀风景的寂寞情形时,好不被乡愁所恼。”(武藤部队的一个士兵写的。)“山西现在常下着雨……在雨夜或是闪闪的星光下站着或是走着,浮上脑里来的总是家里或小孩的事……你是在怎样挂念着我啊……据说四月上旬又有大攻击。”(代代正忠诚3月27日给他老婆波子的信。)徐向前看完这些信,对身边的人说:“日军官兵受不了‘三苦’,一是受不了长期征战之苦;二是受不了八路军打击之苦;三是受不了远涉重洋与家人分离之苦。

  晚10时,陈赓旅长电话报告:据监视部队报告,段村和武乡城里的敌人向东撤退,其后卫部队尚在马庄停留。

  思乡、厌战、愁苦,对游击战恐惧,给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了条件。“

  “追!”刘伯承毫不犹豫地对陈赓下令,“第六八九团归你指挥,同第七七二团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追击。第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着南岸追击,第七六九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

  他选出几封,拿到干部中去读,用敌人提供的“教材”,激励部队,进一步树立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四月上旬又有大攻击”,这是一个重要信息。

  追击部队火速地出发了,刘伯承率师前方指挥所在部队后面跟进。

  总部获得的情报,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开始调动第一○八师团和第十六、二十、一○九师团及步兵二十八旅团酒井隆部,外加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10多个联队,3万多人,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围攻,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手段,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陈赓率第七七二团、第七七一团向东猛追。日军在他们的左前侧,人数有3000,携有山炮、机枪,一旦反扑过来还是够厉害的。但他们毫不畏惧,他们知道日军一路困饿,已成疲惫之师,现在是乘夜逃跑。

  朱德、彭德怀制定了粉碎日军围攻的方针: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4月6日,一二九师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干部座谈会,讨论对付大围攻的对策。徐向前就刘伯承讲的向外游击、先发制敌的意见,补充了三点:一是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

  翌日清晨7时,第三八六旅追到长乐村附近,日军正行进在狭窄的河谷里,一面是浊漳河,一面是山崖。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左右两路部队形成了极好的夹击之势。

  会后,邓小平和陈锡联去辽县指挥北方各部,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布置后方工作。

  这时,第六八九团和第七六九团因接到通知较晚还未赶来。陈赓见敌人一部已走出河谷,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当即下定进攻决心,命令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向日军开火。

  10日,刘伯承、徐向前率部在涉县、武安间的鸡鸣铺山地设伏。部队在阵地上埋伏20个小时,不见日军动静,只好撤出阵地。

  随着陈赓一声令下,长乐村急袭战打响了。指战员们高呼着“粉碎敌人的新围攻”、“打胜仗与友军比赛”、“坚决消灭敌人”等口号,运用各种武器狠狠地打击日军。日军本来处于心惊胆战之中,遭到突然猛烈的打击后更是慌作一团。指战员们乘机发起了冲锋。第七七二团第三营从山上冲下去,到了山边发现是高3丈左右的断崖,营长雷绍康带头奋不顾身地滚了下去,干部战士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滚下去,紧接着特务连也冲了下去。

  战士们很扫兴。徐向前判断是汉奸告了密,敌人未敢出动。陈赓对战士解释说:“每次都要有把握打着敌人,那是不可能的。只好有待第二次。敌人未走,消灭敌人是有机会的,而且很多。”

  指战员们冲入敌群,左刺右砍,勇猛异常,杀得日军人仰马翻,一下子把河谷里的1500多日军截成了3段。

  当晚获悉,敌情有了变化。正太路之敌已进皋落,企图占和顺;涉县之敌经索堡进到上下清泉;长治之敌占了襄垣。朱德、彭德怀令一二九师再西移,配合国民党曾万钟部作战。

  山坡上第七七二团的重机枪欢快地叫起来,这种刚刚装备的苏式机枪,射击的声音浑厚响亮,盖过了日军九二式机枪的声响。迫击炮接连打出20多发炮弹,落入敌群后发出巨大的炸裂声和回响。

  日军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由洪洞进犯安泽、沁源,被一一五师一部、决死一纵队和友军十七军给堵住了;酒井隆二十八旅团一步兵联队附骑兵、工兵、炮兵和辎重务一部,由太谷、祁县进犯子洪口,在东西团城地方,遭到国民党军一六九师、九十四师的阻击;敌一○九师团两个大队由太谷、榆社,经长凝,向阔郊、马坊进攻,以榆社为目标,前进没多远,就受到“秦赖支队”的箝制。敌十六师团兵分四路进攻,一路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和顺,向辽县进攻,由于国民党军没有积极抗击,使敌人顺利到达辽县;第二路也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皋落,向辽县进攻,在松烟镇附近,被曾国华、汪乃贵两支队截击,颇有伤亡;第三路是一个大队由元氏、赞皇西攻浆水,被一个支队和地方武装迎击;另一路是两个大队由涉县攻麻田,遭到了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和一二九师一部的箝制;第一○八师团一个联队由长治经襄垣、西营、下良进迫辽县:步兵工藤联队附骑、炮、工、辎和一个大队,由屯留、伕亭,向沁县进攻,被曾万钟军打了一下,没有堵住,即占领了沁县、武乡,逼近榆社。这后两路均为苫米地旅团长指挥,是此次向晋东南围攻的主力。

  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千余人掉头来解救被围部队。他们向第七七二团阵地左翼戴家垴进攻,企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接应被围的后队。

  按照朱德、彭德怀指示,一二九师从鸡鸣铺撤出后,向武乡、榆社间进发。这时,各路日军开始向晋冀豫根据地中心进犯。

  戴家垴本应有第六八九团防守,但该团尚未赶到战场,情况十分危急!刘伯承接到报告,命令陈赓抽调1个连守住戴家垴,坚决不让敌人突破。第七七二团第十连奉命开上戴家垴,同10倍于己的日军浴血奋战,顽强坚守了4个多小时,全连人员全部壮烈牺牲,阵地终于失守。

  4月12日,徐向前在西进途中,顺路到国民党骑兵第四师王奇峰师长那里,与他交换了作战意图,商量如何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夜11时赶到桐峪。

  正在这时,第六八九团赶上来了,他们连脚步都没有停,一个勇猛的冲锋,就把阵地夺回来了,日军组织力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第六八九团的指战员们沉着应战,日军实施炮火准备,他们隐蔽在工事里:敌人步兵冲锋,他们用手榴弹炸;敌人冲到阵地前沿,他们端着刺刀跃出工事,高呼着“杀”声把敌人赶下去。

  第二天他在去左会的路上,得知襄垣方向之敌进到洪水,民房已经化为灰烬。

  刘伯承通过望远镜注视着戴家垴阵地的战况,深为第六八九团指战员们的大无畏气概所感动,情不自禁地说:“六八九团打得多英勇啊!”

  曾万钟部由洪水西向东转移。

  “真是好样的”,在一旁观察的徐向前深有同感,“一一五师的战士有一股子顽强劲。”

  14日去贾豁途中,徐向前看到榆社方向火光冲天。据报告,敌由榆社返回武乡。徐向前对刘伯承说:“他们把武乡烧光了,估计不会久住,很快就会撤出来。”刘伯承点点头,同意这个判断。

  长乐村口英勇的阻击战有力地保障了河谷里的歼灭战。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和后来赶上来的第七六九团一部,集中力量朝分割开来的敌人反复冲杀。敌人一开始还指望前队掉头救援,抵抗比较顽强,后来发现援兵迟迟不到,便变得沮丧了。第一二九师的指战员们越战越勇,渐渐把敌人大部分消灭了。

  15日下午到马牧、东西黄岩。黄昏时七七二团报告,武乡之敌向东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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