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在红军学校与东南前线,第十章中央革

2019-11-06 06:47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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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

  一前往江西苏区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建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没有被会议所接受。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因叶剑英支持毛泽东,便同毛一起回到后方。

  1930年初秋,叶剑英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的热情欢迎。后来,周恩来便安排他与留学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由中央军委送往各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参照执行。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组成了25人的苏区军委,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黄公略、邓小平、刘伯承、邓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为军委委员。转眼又进入了新的一年。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叶剑英列席了这次会议。①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这时起,以玉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

  对王明等人的“左”倾观点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叶剑英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深为不满。因此,他对王明等人此时进入党中央的领导层,心中产生了种种疑虑。但是,由于他刚刚回国,对党中央的内部情况还不够了解,加上他一向组织纪律观念很强,所以,心中疑虑没有表露出来。

  这时,正值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之际。

  不久,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到江西苏区工作。叶剑英启程之前,周恩来找他谈话,向他详细了解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同时告诉他,到苏区以后,先到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工作。叶剑英表示完全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中革军委针对蒋介石的“围剿”部署,依据红军的实际情况,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7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他挑起两副重担,一方面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配合东北战区的主力这军,反击敌人的“围剿”,一方面领导红军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

  那时,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一般都要经过香港,绕道广东,再入闽西。1931年1月下旬,叶剑英从上海乘船,抵达香港。他找到弟弟叶道英的住所,见到了母亲。母子久别重逢,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母亲多么希望成年的大儿子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但当她知道儿子肩负重任、只是路过香港时,又非常担心。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心里明白,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曾悬赏十万大洋通缉自己的儿子,至今他们是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对象,而香港的情况又非常复杂,国民党特务到处跟踪搜捕共产党。想到这一点,她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发生意外。叶剑英为了避开敌人耳目,只好经常变换住地。后来,他移住到跑马地老同学佴皇鸟家里。过了一段时间,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邓发派来接叶剑英的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达香港。卢伟良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交通,也是梅县人,先后护送过许多党的重要干部进入苏区。他到香港后,辗转找到叶剑英。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

  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它是以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和一、三军团随营学校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1931年11月,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校校长。1932年初,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中革军委还先后选派周以栗、林野、左权、欧阳钦、杨至诚、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陈伯钧、张如心、危拱之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另外,还调李伯钊、赵品三、石联星、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崔音波等负责开展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

  叶剑英向卢伟良询问去苏区的路线。卢伟良回答,通往苏区有水陆两条路可走。叶剑英表示要走陆路。当时准备同行的还有蔡树藩、陈友梅等。

  苏区中央局对创办这所学校十分重视。在建校之初,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军指挥员。经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红校已初具规模。①红军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校部领导一身三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和学员。驻校学员仍保持战斗序列,编成连队,学制3至6个月不等,具体时间根据所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而定。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部队管理教育等。

  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叶剑英与家人共进晚餐话别。他没有想到,这竟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年3月7日。

  叶剑英到校上任时,红校第三期学员尚未正式毕业。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与训练部长林野、政治部主任①访问何长工、孙毅谈话记录,1986—1988年。

  是与母亲最后的诀别。①

  欧阳钦、校务部部长杨至诚以及一线教学人员多次座谈,他很快就了解到,经过刘伯承等历届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学员的共同努力,红校虽已初具规模,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有些领导和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学校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学质量也急待提高。叶剑英当即召开校务会,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刘伯承校长好的传统和作风,把红校办得更好。他在会上总结说:我们苏区的红军,从三、四年前的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没有受过基本的军政训练,组织指挥能力与实战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养提高。蒋介石连续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正在纠集重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极需扩大红军,保卫根据地,而扩大红军就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

  ①访问卢伟良谈话记录,1991年5月。

  所以,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二闽西肃反的困惑

  在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勉励同学们到前方去,把所学的知识带到红军中去,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斗争的精神,去消灭敌人。①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前线需要的人才,叶剑英经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扩大招生名额,由第三期的1500人,扩大到第四期的2160人。同时在原有的几个学员连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军事团、政治营,还成立了上级干部队,分别培养基层和团以上军政干部。学制分为三种情况: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4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都是6个月毕业。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他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红校的教学和训练必须从红军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他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三大任务,红军内部的官兵关系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讲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军、政教学比例,军事团为6比4;政治营为4比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比3,政治班为3比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

  叶剑英辞别家人后,与卢伟良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扮作互不相识的旅客,一块从香港乘船,到达汕头。登岸后,改乘汽车至澄海。接着,开始步行。从黄冈圩到埔东一段,都是一些崎岖难走的山路,且常有反动民团和土匪出没。他们翻山越岭,躲过敌人的盘查,加紧赶路。为了减少赶路的疲劳,叶剑英一路上讲解《红楼梦》里的故事和诗词,还时常讲些笑话。经过一段艰苦行军,他们到达埔东游击区。游击区中共县委负责人饶龙光、贺遵道知道叶剑英等安全到达,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他们。县委负责人请叶剑英给大家讲一讲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叶剑英不顾旅途疲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同大家座谈,了解当地斗争的情况。他们在埔东住了三天。然后,县委派了一个班的红军战士护送叶剑英等人到达虎岗乡,受到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邓发的热情欢迎。

  这样的时间比例,符合教学工作的实际,有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

  虎岗乡在福建永定县,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村村有游击队员、自卫队员带着大刀、长矛在放哨,家家墙壁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穷苦百姓们由于打土豪分田地,个个喜气洋洋。置身于这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叶剑英感到十分畅快。

  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是留苏、留日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叶剑英确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边学边教,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如蔡畅、伍修权、张如心、朱瑞、郭化若、吴亮平、孙毅、冯达飞、陈明、武挺、王智涛、武元博(后改名洪水,越南籍)以及后来的陈唐、边章伍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员。除此之外,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到校作过报告。

  然而,叶剑英在虎岗乡也遇到了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即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天,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肃反大会,邀请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盛情难却,他只好按照一般情况,在会上讲了肃反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据孙毅回忆:“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叶校长要我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请教。有一次我还得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定期开总结会,表扬和批评开展得很好。

  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不知残杀了我们多少革命的工农兄弟和革命领袖。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也决不能“姑息”、“仁慈”,对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要以革命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利益为前提。叶剑英因刚到苏区,不大了解情况,认为为了巩固根据地,有必要进行肃反;但又认为不能乱抓乱杀。所以在谈到处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时,他强调决不能用报复的手段,而应当用革命的法律。

  叶校长说话很和气,不发脾气,和蔼待人,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触。”

  叶剑英讲完以后,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大讲特讲所谓苏区的“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案件。叶剑英听了,感到迷惑不解。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苏区保卫部门负责人对一些“犯人”进行宣判。当保卫部门负责人念完一个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后,主持会议的人就高声问:“犯人该不该枪毙?”台下的群众举手说:“枪毙!”就这样,有10几个人被判决处死。有的“犯人”听到判决后,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①叶剑英目睹这一情况,感觉有点不对头,就问会议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耍的花招,你看反革命分子多阴险,临死的时候还欺骗群众咧!叶剑英对这种解释很怀疑,心想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他初到苏区,不熟悉情况,不便多说。几十年后,他回想起这件事,感慨地说:“今天看来,那时的打击面过大,有些不应该杀的杀掉了,不应该抓的抓起来了,这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是很令人痛心的。”②①访问罗明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二严于治校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年3月7日。

  叶剑英在办校中,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在校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日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说,“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他明确提出,学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作息制度,要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如有违反者,要进行严肃批评。他强调通过平时的养成教育,培养学员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良好的带兵方法。

  叶剑英在虎岗乡停留期间,还积极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他对红军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扩大红军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视。

  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学校领导干部在管理教育和实际操练中,处处体现“干部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学员,形成了良好校风。

  三参与反“围剿”的作战指挥

  严于治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确实提高教学质量。采用什么样的教材,教给学员什么知识?这是能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叶剑英亲自过间,严格把关。红校原来使用的军事教材,主要是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兼收德国、日本的操典等内容。叶剑英经过反复研究,感到不能老学外国的,应当依据红军自己的经验,结合红军的特点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于是他主持编写了《步兵战斗条令》、《指挥艺术》等教材,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叶剑英一行在闽西停留了一个多月以后,于1931年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

  叶剑英在办校中对教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也提倡教员严格要求学员,“严师出高徒”。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课前一定要撰写出授课提纲和讲义来。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团也来到苏区,并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到达苏区之后,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等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时剑英为总编辑。①叶剑英领导编委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作家的著述,并出版发行不定期的杂志等工作。

  教员讲授之后,还要组织学员讨论,每周两次。他要求教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形象教学。他组建了红校模型室,展出各种兵器模型、各种战术图解、政治图表以及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仪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余件,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

  此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前夕。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于4月又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红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较好地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教员、学员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允许进行民主讨论,实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学。学员对领导和党员的缺点也敢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

  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劝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面迎击敌人。②由于会上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未明确表态。

  在经委会管理下,连队每月结算,公布帐目。由于勤俭节约,每人每月尚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分到少许伙食尾子,用来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由于会上几种意见的争论相持不下,无法统一,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有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说: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三好”,即红军好,群众好,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依靠群众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预想的战场去消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许多军长、政委踊跃发言,主张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红校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很注意活跃文化生活,创造一个“严”与“宽”相结合的环境。学校的俱乐部和各连队的“列宁室”经常举办墙报、球赛、演讲会、娱乐晚会等各种活动。在叶剑英的关怀和支持下,红校还组织了文工团。此外,还有一批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留学归来的业余文艺骨干,像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石联星、施月娥,以及作曲家崔音波(朝鲜籍)等。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晚会。叶剑英和其他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晚会。叶剑英会唱许多歌曲,还会弹琴,何长工会吹笛子,两人经常在晚会上表演弹琴唱歌,每次都博得大家喝彩。教员、学员欢聚一起,演出各种自编的节目。嘹亮的革命歌声,多彩多姿的红军战士舞,使校园充满了乐观和活泼的气氛。

  会议接着讨论如何打的问题。

  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在严格要求教职工的同时,十分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备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教他们识字、学文化。有时部队的同志给他送来狗肉,他便亲自下厨,做“狗肉餐”,和大家一起享用。

  有人主张先拣小的打,林彪等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先拣强的打,“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他接着说,我主张打中的,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毛泽东提出先在赣江西边打兵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①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九号通令,1931年4月17日。

  叶剑英不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体贴入微,对其他的同志也是如此。凡是和他交往过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担任中共湘赣省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率领湘赣代表团来到红军学校见习和进修,叶剑英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与王震倾心交谈,并同他一起研究教育训练课题,嘱咐他回去要办好学校。

  ②在瑞金、叶坪纪念馆、江西省委、瑞金、宁都县委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90年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可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根据地。叶剑英在会上边听边记,认真思考。他听到毛泽东精辟的发言,茅塞顿开,衷心拥护。

  王震回忆说:“我在中央苏区未见到叶剑英以前,以为这位智勇双全,久享盛名的‘参座’,一定是上了年纪的首长。不料见了面,他竟是那样年轻,富有朝气,又是那样朴素,谦恭和蔼,使人深感可亲可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种严于治军、严于治校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①据郭化若、刘少卿、王智涛、吴亮平回忆,这一时期,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有些在军队和政府工作的同志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同志被送到红校以后,“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红校继续对他们进行“斗争”。叶剑英则顶住压力,采取灵活的办法,将这些同志保护起来,使他们免遭更大的不幸。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叶剑英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他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①王震:《叶剑英在1976》序言,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页。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指挥下,又从7月至9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叶剑英积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出席军事会议,深入前线,指挥莲塘、良村、黄坡、老营盘、高兴坪等战斗,歼敌17个团、3万余人。①苏区中央局会议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和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自己后来常说,那几个月,使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关键性的“飞跃”。通过会议的争论和战争实践,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料敌如神,知己知彼,素孚众望,深得人心。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特地找到毛泽东,主动地向他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①毛泽东对叶剑英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欢迎。

  三按实战要求教学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叶剑英在办校中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即经过红校熔炉冶炼的学员必须成为符合实战要求的指挥员。

  四红军参谋事业的奠基者

  有些毕业后回到部队的学员来信反映,在学校学的内容大都很管用,但有些课程联系实际不够,说的多,练的少,打起仗来用不上。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强调少讲空洞条文,侧重实际演练,多搞野外演习,加大训练难度。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演习攻防科目,多选择夜暗阴雨天,涉溪水,踏深谷,钻密林,抢占山头。他鼓励学员说:“苦练才能学到真本领。现在多吃点苦,战场上就可以少流血。”

  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一般称总参谋长)。11月27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身教重于言教”。叶剑英身为校长,深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能只对别人,而要从自身做起。他处处率先垂范,为人表率。每天很早起床,和大家一起出操跑步。他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坚持在单杠上做打车轮、大旋转等难度较大的动作,给大家作示范,使许多青年学员敬佩不已。凡全校性的演练,他总是亲自审定预案,亲自主持现场示范,和大家一样在风雨中操练。瑞金城方圆30公里内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了阅兵式,叶剑英担任阅兵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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