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战争在阿比让,抗战时代周恩来曾祖父

2019-10-06 22:40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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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痛斥“平江惨案”制造者的罪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①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在抗战爆发前后和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对广大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些探讨。

  1939年6月9日,叶剑英来到中国西南山城重庆。这时的重庆,是中国抗战的陪都,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叶剑英到来后,担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①这时,全国抗日战争的局势正朝着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开始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面对这种困难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叶剑英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决定集中全力巩固国共合作,继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大大小小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制造的一切投降阴谋和反共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叶剑英来到重庆的当天,就与周恩来分析在国共两党发生磨擦的情况下日军新的动向,并致电毛泽东,作了如下预测:从军事观点看,日军如攻西北,主力仍会在晋西南三角地区渡河,目前还未准备好。从政治观点看,日军有单独攻入陕北以降低我们的影响,并增强国民党进攻我方借口的可能。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此时,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责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的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②1936年1月,当周恩来得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原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愿意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报告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时,他立即予以批准,并指定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高谈话。高福源打通红军同东北军的接触后,中共中央两次派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将领举行会谈,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在同张学良的谈判中,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战、贸易、红军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4月初,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亲自赶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密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联合苏联等广泛达成了共识,并就抗日是否联蒋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同月底,周恩来、李克农派刘鼎任红军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红军同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至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抗日的统战关系。

  6月10日,叶剑英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由于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致使商谈没有取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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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于18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在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有可能同红军联合反蒋,而且有可能联合孙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军旧部共同反蒋,故应加强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忙于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所以他们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周恩来“统一接治并指导之”。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36年9月,红军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且西北大联合是建立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依此,在分别联合张、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平地起风波。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22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正驳斥国民党军歪曲报告惨案经过及当局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诬蔑,要求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为死难者雪冤,将凶手治罪。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成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进行所谓调查。而薛的报告,依旧将“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武断为有罪”。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另外遴派公正大员前往乎江嘉义调查,将其肇事者交法庭审判,并保障被害人家属及同事有陈诉与质证之自由。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④所以,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对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关于对蒋政策问题,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同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且“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⑤

  “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连续提出郑重抗议,要求严肃追究事件凶手的责任。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基于上述认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⑥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亲率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⑦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又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中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①在中共重庆市委档案馆、红岩、曾家岩革命纪念馆,重庆参事室查阅的资料,1984年11月。

由上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由国民党地方到国民党中央的过程,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红军建立停战抗日统战关系是完成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和枢纽,所以说,周恩来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叶剑英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在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领导之下,在平江嘉义镇工作了1年又9个月。在这一期间,该处负责治愈伤病员使其重返前线者70余人。涂正坤兼任过平江动员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兵役动员工作,曾经协助政府肃清平江附近土匪。在武汉撤退时,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并妥善送交友军。事实恰恰说明,涂、罗两同志领导的工作,不仅不是勾结土匪,而是帮助政府肃清土匪;不仅不是劫夺友军,而是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不仅不是破坏团结,而是更加巩固民族团结;不仅不是捣乱后方,而是帮助政府安定后方。”接着他驳斥了顽固派的诬蔑,说:“平江残酷的事件,所根据的口实只是一种狼要吃羊的借口,用来掩盖那些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实行反共的狠毒企图的。军队抗战于前,奸徒捣乱于后,公理不会容许的,抗日军民不会容许的。”叶剑英最后号召:“全国同胞,应该坚持国内的团结,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推动全国各方面的进步,加强抗战力量,才能排除万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平江惨案”激起了全国各地爱国军民的强烈义愤。在长沙、南昌等地,在共产党组织主持下连续召开了追悼会、纪念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亲自撰写挽联、挽诗,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叶剑英的挽诗是: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

转战南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其后,叶剑英怀着极大的义愤撰写了《论平江事件》,深刻地揭露“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分别领导的军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的举措,堪称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典范,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佳话。

  他们的反共活动,是与从前已经公布、现在听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互为因果的。”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战役主要有: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五战区内的武汉保卫战。承担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除汤恩伯、卫立煌等少数部队属中央军外,其余都是晋军、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因此,更确切地说,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二与何应钦的交锋

1937年8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就抗战形势、国共合作等问题同他们交换了看法。9月初,周恩来又同朱德、彭德怀等一行赶到山西抗战前线,在太和岭口、太原等地就八路军配合二战区友军的正面抗日、八路军防区、补给、作战原则,以及中国军队如何坚守山西、组织沦陷区游击战争等问题同阎锡山、傅作义和卫立煌等进行了多次磋商。周恩来应阎锡山之请,只用一天时间就写成了二战区作战计划,深得阎的称赞。⑧这期间,周恩来还指导中共山西党组织通过争取阎锡山、赵戴文,在太原成立了名为阎锡山领导、实由中共党人掌握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为战委会起草了章程,成为抗战初期少有的、地方性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相对稳定组织。

  风云变幻。叶剑英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与南方局军事组钱之光、李涛、边章武、曾希圣、薛子正、王梓木、雷英夫、张清化、陈家康、傅大庆等同志经常分析“敌、我、友、外”各方面的情况和动态,研究对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①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大举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英、美、法各国害怕日本与德国配合在东方向他们发动进攻,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抗战,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则希望在不损害其在华既得利益和牺牲中国部分权益的条件下,同日本达成妥协。蒋介石受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双重影响,加紧推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这一年11月间,何应钦和贺耀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约见叶剑英,挑衅性地提出一些无理要求。何应钦声称:第一,为了维持法市信用,你们在华北不能自发钞票。第二,你们过去答应委员长,在军队改编两年后可以由中央派少数人到军队中工作,现在已两年多了,为使宣传口号得到兑现,中央政府特派人到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以资联络。第三,以后发给十八集团军的经费,直接发到师,以免你们把军费用到其他方面,如延安办许多学校之类。第四,委员长训示,如同意上述意见,第十八集团军可增编成为三个军六个师。对这些问题,何应钦要叶剑英致电延安征询意见。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后,以个人名义作了如下答复;(一)八路军并未发行钞票,河北地方政府所成立的银行及其所发行的钞票应如何统一,请中央(国民政府)转知各地方政府共谋解决。(二)关于人事任免,事实上已经统一,八路军团长以上官长,都是呈请中央委任的,至于中央要派政工联络员的问题,须请示前总。(三)经费用途,我军都用到军队本身,陕北所办各种学校,其经费均源自学生自筹及南洋华侨捐款。对于叶剑英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回答,何应钦只好保持缄默。

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周恩来反复向阎建议,在正面抗击敌人的同时,要善于运用侧击、伏击的战术来打击敌人。9月底,为了扭转晋北危局,阎锡山决定在平型关组织对敌伏击,并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根据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二十五日平型关出击计划”,晋军杨爱源部担任平型关正面防御和从平型关西北出击的任务,八路军一一五师由东南出击。24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命令,同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电作了汇报。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抗日的典型,也是周恩来、朱德等争取阎锡山的结果。

  1940年1月4日,叶剑英在重庆与何应钦再次举行会谈。何要求中共取消所谓“违令扩充”的部队及“非法”设立的军区,企图限制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叶剑英说:“这些军队和军区,是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肩负着严重的抗敌任务,故不能取消。”他进一步指出: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国民政府应允许八路军现有的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其所辖地区,承认在抗日前线肩负着指挥抗敌任务的各军区。

徐州会战开始后,周恩来非常关注战事的发展。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特邀周恩来、叶剑英到其寓所恳谈,周恩来告诉白崇禧: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二集团军行动,桂军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这一建议使白“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⑨之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去徐州向李宗仁建议:八路军在华北进行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在津浦线破坏交通,五战区集中力量在台儿庄一带山地打一个大胜仗是有可能的。“李宗仁对此感到高兴,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10徐州会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战斗达400多次,牵制敌五个师团,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因何应钦坚持其无理要求,这次谈判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在南京和武汉期间,周恩来负责指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武汉会战中,他又指挥皖南、皖北、鄂北等地的新四军积极配合友军阻敌西进。新四军一支队协同川军二十三集团军,共同组成左、右两翼兵团,掩护镇守安徽贵池煤炭山炮兵部队,截击逆江而上的日寇军舰。新四军四支队配合冯治安部、廖磊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在公路两侧,先后进行大关、小关、范家岗等战斗数十次,粉碎了日军对武汉的迅速包围。

  何应钦在谈判桌上和叶剑英的交锋,只不过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一系列反共“政治磨擦”的一个插曲,顽固派在加紧制造更大的“军事磨擦”。这两种“磨擦”构成了一曲反共的大合唱,声浪越来越高。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布置石友三所部进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进攻太行山八路军;阎锡山所部在晋西地区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军决死队;蒋鼎文、胡宗南所部进犯陕甘宁边区,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正面战场减少军事压力,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为对日妥协投降进行准备的一个重要①访问雷英夫、张清化、冯大璋、黄常等谈话记录,1988—1993年。

总之,抗战防御阶段,周恩来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转战南北,通过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积极参与了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指挥工作,并指挥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周恩来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无论从合作的层次、程度,还是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来说,都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标志。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粉碎了这次反共高潮。

纵横捭阖,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维系了全国抗战局面

  三“叶剑公舌战群儒”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虽然抗日比较积极,但始终没忘消灭中共,削弱异己,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更是热衷摩擦,积极反共,他们在竭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借抗日和国共磨擦来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武汉、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将其中央军大部撤至大西南,而晋绥军、原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以及离开本土抗日的川军、滇军和桂军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大都成了无地盘的杂牌军,蒋介石不许这些军队撤至西南,命其在敌后一方面牵制日寇,另一方面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制造磨擦,以使之两败俱伤。地方实力派派系复杂,其“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11他们虽然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有矛盾,但在阶级利益上又有一致性。在顽固派威逼利用、阶级矛盾激化等种种因素的推动下,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这些磨擦绝大部分都是受顽固派指使,而由地方实力派军队执行的。例如:在顽固派的唆使下,1939年6月,川军杨森部制造了“平江惨案”;1939年9月,桂军一七二师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制造了“鄂东惨案”;1939年12月,晋军挑起“晋西事变”;同年11月,石友三、孙良诚等西北军旧部配合阎锡山、朱怀冰等部围攻太行山区八路军等。

  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

早于1938年在武汉时,周恩来就对日益严重的国共磨擦有所思考,并向冯玉祥作了分析,冯对“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的顽固派深表不满,并不断加深了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这对于我党以后争取冯的旧部孙连仲、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有重要影响。”12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广泛争取了张冲、刘文辉、李宗仁、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指导中共河南省委成立统战委员会,全面争取了当时在豫的商震、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等地方实力派军队。1938年底,李济深在重庆家中举办茶话会,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座谈抗战形势,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向在座的地方实力派代表阐述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并针对顽固派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来希望朋友们协力制止这种逆流。13中共中央后来认识到,中共在抗战初期“太重视了国共合作(指与国民党中央的合作——笔者注),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14相比之下,周恩来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他也是中共党内较早地剖析国共磨擦,并设法通过联合地方实力派来制止顽固派倒行逆施的领导人。

  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公开宣布共产党、十八集团军的“罪状”,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鄂东惨案、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等磨擦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多次向蒋介石及有关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939年6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共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应采取的对策。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15而国共之间的磨擦主要表现为: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互相对立,互相削弱”。因此,我们的对策是:“加紧进行争取友军的工作,应采取各种方法在友军上下层中建立广泛的同情关系,推动其进步,来抵抗国民党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的阴谋。”16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经过多方努力,使八路军、新四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间的众多磨擦,譬如晋西事变、苏北磨擦等都得以和平解决,粉碎了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会议开始之前,蒋介石作了精心安排:由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要求检查1939年底至1940年初对日军冬季攻势作战失利的原因,企图歪曲事实,加罪于十八集团军,并提出整顿军纪、军令的口号,目的在于逐步消灭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安排天水行营、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第三十四集团军的参谋长发言,向十八集团军发起围攻,进行诬蔑诽谤,制造“惩办讨伐”的口实。但对国民党军在华中进攻新四军的事实避而不提,以便集中攻击十八集团军。规定每个战区集团军参谋长的发言都不得超过30分钟,这样就可以限制叶剑英参谋长的申辩发言。

1940年5月,周恩来再次回南方局主持工作,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在同顽固派的谈判中,他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为此,7月24日,他又飞回延安汇报工作,研究对策。8月12 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再次向党内指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指地方实力派军队——笔者注)……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17据此,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先后派李克农、李亚群专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1940年11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南方局后来又派李群杰、华岗去昆明同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云南省政府内建立了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秘密联系的电台。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单独举行密谈,会晤后,经过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又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并根据协定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建立起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与此同时,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文华处也设立了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

  叶剑英在接到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开会通知时,正在养伤。几天前,他从红岩村外出办事,因天雨路滑,不慎滑倒摔伤了胳膊。在这种情况下,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内部对于叶是否出席会议有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种会是例行会议,开不出什么名堂,叶又在病中,可以不去。另一种意见认为,叶不去不好,因为张云逸不能来,来了按规定也没有发言权,如果叶不去,只有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萧正岗一人参加会议,难以应付。还有一些人担心这次会议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的时候,蒋介石很可能要搞阴谋诡计,不宜前往。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上述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除桂系和部分川军卷人“皖南事变”,其它地方实力派不仅保持了中立的立场,甚至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给予了严厉的鞭挞。冯玉祥指责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李济深要求顾祝同派医生给叶挺治病,要陈诚关注叶挺的安全。张冲气愤地说:“这使我无脸见人。”从此,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对顽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感叹:“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18因而,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拒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等中间势力,最终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地方实力派无一响应,顽固派深感孤掌难鸣,在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后被迫中止。

  叶剑英和南方局的秦邦宪、董必武等商量后,认为这是全国性的会议,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做好准备,应付这场斗争,于是决定自己带病出席。

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时刻存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其中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地方实力派,有效地制止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从而维系了全国的抗战局面。从上不难看出,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国共磨擦认识较早且较深刻,他充分意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防范、避免和解决国共磨擦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中共中央制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粉碎顽固派的磨擦阴谋、维系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应付复杂的局面,赢得这嘲交战”的胜利,叶剑英组织军事组和有关人员日夜加班工作,搜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派来参加会议人员的动态;汇总八路军几年来的战绩和1939年冬季作战的材料。同时,叶剑英和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同志一道查找了过去积累的磨擦材料,请刚到重庆请求赈灾的冀南代表齐燕铭等,详细地介绍了石友三所部在冀南制造磨擦、迫害人民、破坏抗战的许多典型事例;请刚从山西战区来的地下党的同志和朋友,介绍阎锡山所部进攻山西新军并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材料;同时向有关方面收集到朱怀冰、张荫梧、侯如墉等制造磨擦进攻太行山八路军的许多罪行材料,特别是找到了张荫梧联合日伪皇协军共同进攻八路军的命令、文件等最有说服力的铁证;还找出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上面载有1939年11月19日共同社有关中共晋察冀部队在涞源县作战中,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中将详细情况的广播原文。日本共同社在这篇广播中,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说他“在与八路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作了悲壮无比的牺牲”,因而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这篇报道从反面有力地证明八路军是全国最坚决抗战并得到了最光辉战绩的主力军。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对国民党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流言是最好的反击。

因势利导,发展同地方实力派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叶剑英确定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磨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人的同情,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虽大却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抗击一个虽小却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民抗战,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因此,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9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尽管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扩大民主,实行全民抗战,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奉行只许政府和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借口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拒绝任何民主改革。更为甚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仅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采取扩大特务组织、禁止言论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手段,大大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严重威胁到中国能否团结抗战、抗战能否争取胜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改革国内政治已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中国要坚持抗战,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且在中国,又只有尽快解决民主政治问题,“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20因此,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和团体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21与此同时,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并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统区广泛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所以,周恩来同志教导全党:“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22

  开会那天,叶剑英按照规定,身着黄呢子军服,佩带中将军衔,进入会常他虽然伤未痊愈,臂带石膏夹板,但仍精神抖擞,仪态从容。

为巩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方针,且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在执行“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中,务必克服“那种骄迈的清高态度”和“格格不入的态度”,同中间势力实行平等、友好的合作,否则,争取中间势力,克服投降分裂的政策,“便将成为空谈而无法实现”。23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模范地贯彻中共中央各项统战政策,选派了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到地方实力派身边工作,以帮助和教育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并将中共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在推动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方面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合作。周恩来在1942年2月会晤刘文辉时,向刘明确表示: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指共产党——笔者注)密切联系,具体配合。”24周恩来的教导为刘文辉指明了政治方向,使其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实际配合阶段。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南方局通过先期争取白崇禧,后期争取李济深,得以将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桂林从事抗日活动。通过争取龙云,又将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昆明从事抗日活动。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抵昆明,要求实行大逮捕,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严加拒绝。这些都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杀气腾腾地批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要进行检讨,整顿军纪军令。接着,话锋一转,说接到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现在要彻查此事,严肃军纪。

国统区政治、经济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了揭露和制止腐败,反对投降论调,巩固团结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大后方人民再次掀起民主斗争的高潮。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同年9月,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多次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种种渠道传达到大后方,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实力派配合中共、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的行动,也积极参与和支持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昆明中共地下党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的办法推辞过去。10月10日和12月25日,中共地下党又两次组织昆明社会各界6000余人分别纪念“双十节”和讨袁护国30周年,号召保卫大西南、争取民主政治,龙云均给予支持,并派警察到会场维持秩序。同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出任会长,并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主、坚持抗战。经过张澜的介绍,1944年刘文辉、潘文华秘密加入了民盟,并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同年,龙云也秘密加入了民盟。在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支持和帮助下,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茶,桂林和昆明因其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被分别誉为“文化名城”和“民主营垒”,这既是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功绩,也是周恩来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并与之合作的结晶。所以说,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同地方实力派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的话音一落,按照他们预定计划,天水行营参谋处一个姓盛的处长就破阵而出,说第二战区之所以没有完成冬季作战任务,是因为山西新军叛变,十八集团军公开掩护叛军,袭击友军,不让民众与友军接近,致使友军作战十分困难;冀察战区没有完成冬季攻势作战任务,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侯如墉、夏维礼等部,给敌人以“扫荡”的机会。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根据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对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接着,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第八战区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闿等连珠炮式地发言,抛出什么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贩卖毒品”等等罪名,大肆进行攻击。蒋介石、何应钦自以为得计,眉飞色舞。而那些比较正直的且有抗日救国心的人,则提心吊胆,为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叶剑英参谋长捏一把汗,为团结抗战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兴亡担忧。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面对种种充满恶意的攻击,叶剑英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冷静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准备后发制人。第一天散会回来,他立即同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有关工作人员一起,针对会议上反映的问题,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进行了修改补充。

注 释:

  3月8日,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便要求发言。在得到会议主持人同意后,他仪态大方地走上讲台,环顾四周,胸有成竹,有针对性地集中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磨擦问题。

①、⑦、11、 15、 19、 20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746页、第363页、第747页、第616页、第274和256页、第588页。

  关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了八路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首先说明,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战的重心,十八集团军坚持华北抗战,必须同敌人进行全面的斗争。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②、③、⑥、⑩、12、 13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3页、第25页、第45页、第 148页、第 147页、第273页。

  华北敌后是一盘棋,各个地区,包括山地、平原、湖、海和城市、乡村,包括党、政、军、民、学,野战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等等,必须互相配合,必须军民结成一体,才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此,十八集团军进出敌后各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积极配合作战,乃是抗日战略的需要。其次,他讲到,抗战两年半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克服了缺衣少食,缺乏武器弹药和敌人残酷“扫荡”等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的战绩,计大小战斗2689次,歼敌8万亲人,十八集团军将士阵亡1.5万余人,负伤4万亲人,十八集团军的战绩不仅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称道,为蒋介石和统帅部所嘉奖,也为敌人所承认。第三,叶剑英说明,八路军接到统帅部举行冬季攻势作战的命令时,华北敌军正在对晋察冀等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尽管十八集团军许多部队正在进行紧张的反“扫荡”作战,但仍然抽调了15.5万余人的兵力,周密部署,努力作战。他列举大量事实详细说明了十八集团军冬季攻势战役的具体部署、作战经过和所获战绩,特别引用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说明十八集团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冬季作战任务,而且完全是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抗战命令办事的。十八集团军坚决、积极、英勇的作战行动,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极抗战,望风而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④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叶剑英以这些从战略到战役战斗方面的具体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论调,粉碎了蒋介石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罪于十八集团军的阴谋。

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3页。

  叶剑英紧接着谈磨擦问题:

⑧《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25页。

  他首先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提磨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接着,他提出了从政治上、战略上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4个原则。第一,我们提出磨擦问题的目的是要把磨擦事实加以研究,找出磨擦的原因,求得正确解决的方法以消除磨擦,决不应是扩大磨擦。第二,许多磨擦都是由于政治意见、战略思想的分歧和奸人的挑拨离间所造成的,如果把磨擦的现象当成原因来看待,抹杀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政治、战略原因,仅仅从武装冲突的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第三,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作异军看待,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许多磨擦发生的根源。抗战中各友军由于各种历史、地理等原因,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但只要团结抗战就都是友军,不应看作“异军”。政府的政策应该一视同仁,发挥各自的长处,求大同存小异。第四,十八集团军和友军之间的磨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战的前提下,所存在的局部的、一时的现象,换句话说,抗战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磨擦则是从属的。决不能搞颠倒了,更不应有意把局部磨擦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⑨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16页。

  叶剑英对各地磨擦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他说明了真相。如对发生在黄河以东、以北的华北敌后磨擦问题,黄河以西、以南的陕甘宁边区的磨擦问题,他抓住何应钦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为根据,说明这两个地区的磨擦属于政治问题,应该由国共两党谈判解决,不是参谋长会议讨论的范围。这样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就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对于在河北等地区发生的磨擦问题,叶剑英列举事实,澄清事实真相,说明错误完全在国民党军队方面,十八集团军则是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被迫自卫还击的。叶剑英指出,有些国民党军队,为了反共反人民,不惜和日伪军勾结,围攻十八集团军,惨杀抗日的人民群众和干部,这是无耻的卖国行为。①叶剑英在发言过程中,全场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当讲到30分钟时,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警告说时间到了。这时叶剑英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蒋只好让他讲下去。当讲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有这回事吗?”叶剑英响亮地回答:“有!”,立即把缴获的张荫梧和日伪军勾结的有关材料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作梦也没有想到叶剑英的皮包里藏着这些法宝,而且又当场示众,弄得唉声叹气,直摸脑袋。

14、16、 17《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12页、第362页、第451页。

  叶剑英越讲越有劲,一直讲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他的发言大义凛然,有理有据,使许多人心悦诚服。②①叶剑英:《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1940年3月8日。

18《皖南事变》第258页。

  ②访问李世鹏、曹美成谈话记录,1984年12月。

21、 2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342页、第291页。

  会议结束后,陪同时剑英赴会的新四军参谋处长萧正岗,一跨进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就高兴得跳了起来,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讲起了叶参谋长发言的前前后后,会场上人们情绪的急剧变化,与会人员的热烈表情及蒋介石、何应钦等的狼狈窘态。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办事处里一片欢腾。

2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

  正当大家说得热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来电话说,蒋委员长要请叶剑英参谋长去吃晚饭。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正在分析的时候,侍从室又打来电话,说蒋委员长今晚有事,改日再请叶参谋长吃饭。半个钟头以内蒋介石侍从室连着打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电话,说明内中必有缘故,很可能是蒋介石进退两难,政策上有什么变化。叶剑英回忆说,这件事,没有蒋介石批准,下边不敢打电话。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弄不大清楚。后来,才知道其中奥秘。据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中记载,蒋介石1940年3月7日曾拟定了一个对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训示”,要点是:(一)不应以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袭击友军。(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五)不应擅发私钞。蒋介石原以为叶剑英在会上遭到围攻是无法招架的,顶多申辩几句。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在晚宴上用“训示”的办法,宣布十八集团军的五大“罪状”,然后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师出有名了。万没有想到叶剑英一篇讲演,把蒋介石的预谋打乱了,使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侍从室按预先的布置通知了叶剑英赴宴,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晚宴,取消“训示”。这就是蒋介石那天既通知叶剑英去参加晚宴,马上又取消了晚宴的真正原因。

24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8页。

  1940年底到1941年初,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从第一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反共高潮,能够争取到10多个月的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军事的、国内的、国际的各种因素,叶剑英在参谋长会议上的有力反击,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会议之后,叶剑英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连同发言稿一起送上。毛泽东把叶剑英的这篇著名讲演交给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传阅,并在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董必武赞誉这次讲演是“叶剑公舌战群儒”。秦邦宪高兴地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家,打了一个大胜仗!”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说,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密电,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避免了损失。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四新四军北移的谈判

  叶剑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同时,继续协助周恩来等与国内外友好人士会晤,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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