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讨的人到元首,生活正是本身的这个学校

2019-09-23 12:20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TAG:

1889—1907

1907.12—1913.5

(1)

(1)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1430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Hyd-ler”变为“Hytler”再变为“Hidler”(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1650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Georg Hiedler)。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Hüttler”或“Hitler”。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1837年6月7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42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5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5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36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13岁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5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24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1875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1876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6月6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1857)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1842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40%。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4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16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1882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1884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4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1889年4月20日第四个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5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5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1895年春,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30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9英亩的斜坡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6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40年,退隐乡间后,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1896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1948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52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14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6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1897—1898学年的大考中,得了12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1899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3000人,由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11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1900年3月26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1870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6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4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3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12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77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47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35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370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3000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11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末,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2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1908年2月10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了布鲁登加斯9号。
  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大概是2月17日。候车时,希特勒谈到了斯特芬妮。他说,他还未向她自我介绍,但可能会给她写信。火车开动后,阿道夫将头伸出窗外,喊道:“快点跟我来呀,库斯特尔。”这个年轻人不知是否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如果读过,这虽然值得怀疑,他肯定会觉得阿尔杰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车厢,票价是五个半克朗。5小时后,18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了维也纳这个魔术般的城市。从维斯巴诺夫至斯通帕大街29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5分钟,但由于他带着大件行李,这段路肯定是很难走的。那年1月,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2月18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明信片: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亲爱”的朋友: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  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作好准备,好好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况如何。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50—60弗罗令便可买到钢琴。特向你和你的双亲致意。我再次请你快来!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1903年1月3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你的朋友

(2)

  阿道夫·希特勒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老金是2420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240克朗,直至“满24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满14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一点的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5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1904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燥无味。同年5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5天后,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库斯特尔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瞧见业已成为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
  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两人各执口袋一耳,消失在沸腾的闹市中。那时天色已黑,但弧光灯将车站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29号的宽敞的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苦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食物——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术师似的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刚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来。“是呀”,据说阿道夫曾喊过,“这才叫有母亲哪!”
  吃完饭后,希特勒坚持要带已经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逛市容。“不看看马戏场,库比席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首先,阿道夫带他参观了辉煌的“歌剧院”——“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个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简直使我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藩塔楼。之后,阿道夫又坚持让他见识见识“特别的东西”——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雾色迷茫,库比席克看不见多少东西,巴不得早点回去,但一直到深夜过后他们才回到家。库比席克连忙爬进房东老太太给他收拾好的地铺。
  因为房间太小,住不下两个人和放一架大钢琴,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20克朗。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斯特尔便在音乐学院登记上了,还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没想到我的朋友这样聪明”,希特勒简短地评论说。对此后几星期内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他也不感兴趣。
  一天,库斯特尔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边踱步,一边大放厥词,说:“女人求学,那是胡闹。”库比席克觉得,“阿道夫神经错乱。因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们很难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挣扎。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其实,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这样,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都是些头脑硬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他脸色铁青,双眼(“有些凶恶”)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后来,他终于泄露了真情,原来他被赶出来了,落选了。“现在怎么办?”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在桌旁坐下,开始看书。“没有关系”,他平静地回答说。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贴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300克朗,一直领到年满24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每年应领的600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25个克朗。
  这笔定期款子(相当于现时的6块美元),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遗产中的650个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他的同室后来说,希特勒常常挨饿。“一连5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
  库比席克从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他猜想,“希特勒一定为钱少而暗暗含辱。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例如,裤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
  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骂俏”。在不准女人进去的舞场里,他花两克朗的高价,硬要库比席克与他同行。较长的歌剧,他们是从未看完便离场的,因为他们必须于晚上9时45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9号关门前到家,否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即使古斯特尔要去看威尔弟(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作品的首轮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剧院看瓦格纳作品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阿道夫最喜欢的《罗安格林》,他们就在一起看了10次。”诗歌会”(14—16世纪时在德国主要城市兴起,其成员多为劳工阶层——译注)也同样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里的几行诗: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X)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X)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X)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1906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1859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1865年首次演出——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10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11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4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1907年1月14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
  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3克朗一天,休养了19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9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法尔。
  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化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品格飞(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作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300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6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700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10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10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版权声明:本文由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发布于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转载请注明出处:从乞讨的人到元首,生活正是本身的这个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