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

2019-09-12 04:19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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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17—1945.4.20

1939.1—1939.8.24

(1)

(1)

  至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已消灭或绕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军,并在华沙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抵达了下西里西亚。苏联人业已逼近奥斯维辛,灭绝营里面的人们都听见了苏军的炮声。过去几星期来,守卫灭绝营的党卫军就一直在焚毁一仓库一仓库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企图掩盖集体屠杀的痕迹。两天后,在这地区的德国官员大部分已逃之夭夭。
  那天下午,卫兵们将5.8万名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的犯人集中在刺骨的寒风中,并将他们赶往西面,有可能便将他们用作人质。约6000名身体太弱、无法站立的犯人则被留了下来;德国人希望能利用前进中的苏军的炸弹和炮弹将他们处置掉。但是,当红军于1月27日像流水般流进这座灭绝营的大门时,里面仍有5000人幸存下来。他们骨瘦如柴,弱得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在巨大的营内销毁屠杀罪证的努力一直继续到早晨;他们最后炸毁了毒气室和5个火化场。但是,这也不能将希特勒的死亡工厂里的可怕的罪证销毁掉。尽管被焚和被炸毁,红十字会的官员们仍找到369,820套男人的服装,836255件女外衣,13,964块地毯和7吨头发。他们也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牙刷,眼镜,鞋子,假肢——以及埋葬着数以10万计的受害者的墓群。
  在柏林,古德里安将军及其副官于当天下午爬上了总理府门前那座十多级的台阶,前往参加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进了总理府后,他们绕了个大圈子才抵达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因遭盟国飞机的轰炸,捷径已被堵塞。他们所走过的地方,窗户用硬纸板覆盖,走廊和房间没有画幅,也没有地毯和挂毯。
  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客厅前,——那里有卫兵用手提轻机枪把守。一名党卫军军官彬彬有礼地要他们将手枪留下,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事包。这条7月20日后实行的规定,甚至适用于陆军总参谋长。
  至下午4时,室内已挤满了军方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片刻后,通向元首办公室的门开了——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在一扇墙中部,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后是一张套着黑罩的椅子。面朝花园。
  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4时20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作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当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5和1916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作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6时50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作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G·K·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选择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作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狙击。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天然屏障。
  3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1500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50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
  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1918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5分钟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7月20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们不断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崎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旋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2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作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2月4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作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1941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15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杰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赫拉德欣宫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实行托管的当天,罗马尼亚大使便警告英国外交部,在今后数月内希特勒将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久,英国驻巴黎大使又发回一封令人大吃一惊的电报,更把伦敦仓促地重新制订对外政策的人们引入歧途。这封电报错误百出。因为,为了保密,它是由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亲手打印的。“希特勒自己的愿望”,他写道,“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增尔和莱希瑙等人的支持下,是要在六七月间对大不列颠发动战争。”这个风大概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放的,因为他们极力要挑起武装冲突。事实上,元首根本无意打英国,所称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行占领,也仅限于经济领域。他的眼光其实是放在解决德国与波兰的令人烦恼的分歧上。这些分歧是在世界大战后由盟国造出来的,目的在于遏制德国的侵略。德国不但丧失了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省份,而且还沿维斯杜拉河开辟一条通向波罗的海的走廊,为内陆国波兰提供一个出海口。位于这条走廊尽头的但泽成了自由港,以便作为波兰的一个海港。这条所谓的“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省与祖国分开,是最能激起德国爱国者的一件事,而矛盾的焦点又在但泽上,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几乎全是日耳曼人。
  奇怪的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及其早年的演讲中,希特勒这个最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日耳曼人,却未给它以多少篇幅。这倒不是说希特勒对波兰人怀有友好感情——根据他的标准,波兰人是低人一等的下人——而是因为他被苏联这个唯一能满足德国的生存空间的国家所困扰。从他上台伊始,希特勒就将波兰问题降到最小的程度,并于1934年与华沙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互不侵略条约。在公开场合,他炫耀德波友好,而且,人们还记得,他邀请波兰人参加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波兰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他们并不明白,这种宴会的帐最终是要由客人来付的。在慕尼黑会议后一个月,帐单被送来了——里宾特洛甫邀请约瑟夫·利普斯基大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格兰德饭店与他共进午餐。里宾特洛甫说,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建议——他的态度非常友好——波兰将但泽归还德国,允许德国建造联结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余部分的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允许波兰使用但泽这个自由港,保证其目前的边界不变,并延长双方签订的条约。里宾特洛甫进一步建议,两国在对波兰犹太人实行移民的问题上实行合作,并“在反对共产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对俄国实行共同的政策”。
  由于许多有影响的波兰人士也与希特勒一样,既害怕赤俄又仇恨犹太人,和平解决这一分歧似乎不乏希望。但,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上校,一再拒绝希特勒要他访德的邀请,而暗中却极力加强与俄国的联系。1938年年底,两国发表了苏、波友好的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也得以开始。
  对希特勒这样一个人,两面手法是不能无限期地玩弄下去的。贝克终于被迫接受希特勒的邀请。1939年1月初,贝克来到了贝格霍夫。如果他害怕像许士尼格、提索和哈查那样,受到大声呵斥,那他就错了:他又愉快又惊奇。没有威胁,只有引诱,希特勒只暗示可能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则将给予更多好处。这套手法失败了。贝克大耍外交辞令,连归还但泽一事都不予考虑。
  数星期后,里宾特洛甫来到华沙,意在重提德国之建议。波兰人请他跳舞、看戏、打猎,以及没完没了地请他吃鱼子酱和喝绿色的伏特加酒。在谈判桌上,除了得到更多的波兰人的迷人的诱惑力外,他什么也未得到。威廉大街有谣言说,由于贝克一再拒不接受他认为是最慷慨的建议,希特勒高喊说,对付波兰人的唯一办法是威胁。那年3月,用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身上如此灵验的办法,便确立下来了。里宾特洛甫警告华沙,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暴行越来越不能忍受了。接着,戈林的报纸《日报》便开展攻势,攻击说,日耳曼妇女和小孩在波兰的街头受到骚扰,日耳曼人的商店和房屋都被涂上了柏油。贝克不但未被吓倒,反而于星期二把德国大使找来,发出了自己的威胁:任何企图改变但泽现状之尝试,均将被看作是反对波兰的侵略行为。
  “你想在刺刀尖下谈判!”德国大使喊道。
  “那是你们自己的方法”,贝克说。
  波兰此次以及在其它场合表现出来的勇气,获得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报答:伦敦主动提出,若波兰遭到纳粹侵略,英国将给波兰提供军援。贝克“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在3月的最后一天,张伯伦“形容憔悴”,步入下院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几分钟后,他起身宣读一份声明。他读得很慢,语调也很平静。他把头放得低低的,好像看不清楚字似的。“若发生任何明显地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他说,“而波兰政府也认为有绝对必要使用其全国的力量抗击这一行动时,英国政府将立刻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他补充说,在此之前,关于这点,波兰人已得到保证,而法国也授权他宣布,法国参与英国作出的这些保证。他坐下后,厅内自发地响起了欢呼声;自他从慕尼黑返回后,这是首次表示真正的同意。无条件的支持是张伯伦真正放弃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物证。英国终于团结起来并承担了义务。
  次日,4月1日,德国元首发表了一篇演讲,对英国进行讽刺,作为对英下院团结一致的回答。他问,英国有什么权利对德国的生存权进行干预?“今天,如果某个英国政治家要求将每个有关德国权力的重要问题都得首先拿到英国来讨论,那末,我同样也可要求,英国的每个问题也必须首先与我们讨论。当然,这位英国人也许会回答我说,巴勒斯坦就没有德国人的事嘛。我们不想与巴勒斯坦有什么来往。然而,就像我们德国人管不着巴勒斯坦人的事一样,你英国也管不着我德国的生存空间的事。”假若英国认为德国人做这无权做那也无权,你英国人又有什么权利在巴勒斯坦将只要求保卫家园的阿拉伯人枪杀?
  他从讽刺转向威胁恫吓。“日耳曼帝国”,他说,“决不想永远容忍恐吓,连包围的政策也不能容忍。”这威胁,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想来他必花了不少毅力才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得如此出色。私下里,他却慷慨激昂。那天下午,当他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口中证实英国确向波兰人作出保证时,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脸都变了,在室内咆哮不止,以拳击大理石桌面,口中骂声不绝。“我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他是否有意与斯大林签约?
  当晚,希特勒又发表演讲。在讲演过程中,他表现得风度不凡。这大概系源于自认从实力地位出发的信念。马德里已落入佛郎哥之手;西班牙的内战刚正式结束。此外,由于当天“传来新的谣言”说“意大利已向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英国的注意力正在转移——这一转移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他把凯特尔召来,对他说,波兰问题亟待解决。他还说,与他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狡猾的老师毕苏斯基死得过早,这是多大的一个悲剧!不过,此事随时都可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将这个有关德国前途的问题,这个在地理上把东普鲁士和帝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问题尽早解决的原因。他不愿将这项工作往后拖,也不愿交给他的继任人去处理。”他接着说,他坚信,只要英国看到了德国的决心,英国就会不理波兰的。
  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在事实上放弃了绥靖政策,于是,希特勒便于4月3日发布了战争“绝密”令,由专人送往高级将领。“由于德国东部边界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该令写道,“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即“白色战役”,将定在9月1日。
  西线若发生冲突,要让英法首先动手,把发生敌对行动的责任推给英法两国。如英法为报复而进攻德国,陆军应尽量在这个地区保存力量。“下令反攻的权力应绝对由我掌握”。是否空袭伦敦,决定权也在他手中。
  这一招说明,对于英法向波兰作的保证,他是不太相信的。盟国为挽救面子,充其量只宣战,如德国不发动反攻,讨价还价还是可以的。各国的命运也就因此失算而决定了。这份战争令由凯特尔合签。凯特尔,与他所磋商过的将领一样,反对与波兰发生任何冲突。大家都一致认为,德国还未作好战争准备。
  希特勒攻击说,与波兰实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贝克上校不但避而不与希特勒会谈,而且还跑到多维尔与英国签约。他受到了官方和公众的热烈欢迎。他还享受了感情的款待,特别是还与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但由于他生性傲慢,隐密而多疑,所以在进行正式会谈时,他就不那么能接受意见了。英国和波兰同时与苏联一起建立反希特勒阵线,遭到贝克的激烈反对。贝克更怕俄国向波兰进攻,拒绝参与可能突然导致与希特勒交战的任何事情。在这点上他是纹丝不动,所以,在4月6日他与英国签订的暂时的互助条约中,苏联便被排除在外,不准它插手。
  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大部分国家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说,“炉中有两块铁总比只有一块好”。苏联也不例外。其时,它正同时与英国和德国开谈。苏联亟需寻求盟友,其原因,乃与两年前斯大林血洗(顺便提一句,系受希特勒清洗罗姆集团一举的影响)图克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从而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有关(B后来,海德里希吹虚说,红军的此次肢解,系他的功劳。在得悉图克切夫斯基集团在密谋推翻斯大林的情报后,海德里希便通过贝奈斯总统,将这一消息以及伪造的证件转给了斯大林。不久,苏联便派代表前往柏林就证据问题与海德里希谈判。苏联向他支付了300万卢布的支票。想来这些支票是做有记号的,因为德国特务每使用一张,便立即被捕。将钱打上记号并不是俄国人耍的唯一的欺骗手段。是斯大林本人将原始材料披露给未起疑心的海德里希。图克切夫斯基的权力过大,威胁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德国秘密地加强在红军中的力量已快达20年之久,但此事并非路人皆知。在凡尔赛条约的谈判中,德国和苏联双双被排斥在外。由于被抛弃的国家,因共同所受的冤屈,常倾向于彼此,所以,苏德便暗中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合作的主要缔造人系战后德国小小的军队的指挥官汉斯·冯·西克特将军。1920年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柏森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不久,“容克公司”便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贝索尔——合资股票公司,也在萨马拉省制造毒气。更有意义的是,德国派出20名技术专家以帮助苏联建立三个兵工厂,另派出60名文武指导员,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红军空军飞行大队。同样地,德国的坦克军官也在喀山附近所谓”重型车辆测试站”内受训。
  人们记得,这种有利于彼此的秘密安排,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于1922年的复活节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而正式确立。这是反对凡尔赛条约诸国的有力的联盟。一方面,它向苏联保证,德国不参加任何国际财团,对苏联经济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德国受包围的威胁。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却成了德苏关系的转折点,至1938年,德苏的友好关系已实际上完结。在未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德国与英法两国签订的慕尼黑条约,又使情况急剧产生变化。
  由于西方对它置之不理,苏联再次转向德国。1939年初,苏联接受希特勒的建议,邀请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前往莫斯科,就新贸易条约一事开始谈判。数天后,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发表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斯大林正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斯大林置信不疑。在向第十八次党代会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斯大林宣布,苏联决不会被西方拖进对德的任何战争中去。“我们赞成和平,赞成巩固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德国报纸抓住”所有”两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向帝国作的新建议,苏联报纸则对它们能予以识别而表示祝贺。
  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问题的专家彼得·克莱斯特便得到指示,要他改善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人员的私人关系。克莱斯特怀疑,这是否是剧烈改变外交政策的前奏。数天后,克莱斯特带着复杂的感情,陪同一东欧经济问题的德国专家前往设在“菩提树下”的豪华的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很和蔼,看上去像个苦行僧——请他们喝茶。显然,这是件不平常之事;没有另一个俄国人在场。他们就法国印象派闲聊了一阵后,阿斯塔霍夫建议谈正经事。他说,德国和苏联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些小分歧而打架,这是荒唐可笑的。为何不制订一共同的政策呢?克莱斯特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已成了重要的现实问题。但阿斯塔霍夫把手一挥,不予置听。他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个现实的创造者,但从不让自己受现实统治。
  离开大使馆时,克莱斯特好一阵沉思。显然,阿斯塔霍夫是在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信号转给里宾特洛甫。但是,让克莱斯特奇怪的是,令他唱这场戏的开场白的里宾特洛甫这时却让他避免与阿斯塔霍夫再接触。“我并不认为元首希望这个对话继续下去。”
  斯大林采取了下一个步骤。4月17日,苏联大使阿列克塞·梅利卡洛夫拜访了里宾特洛甫的主要下属冯·威兹萨克男爵。这是10个月以来俄国人的第一次来访,以一件原由较低级官员处理的事为来访的借口。谈话快结束时,梅利卡洛夫问威兹萨克对苏德关系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德国历来希望与俄国建立双方均满意的商业关系。梅利卡洛夫大使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号:俄国没有理由不与德国在正常的基础上共存。”从正常这点出发,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苏联又在讨好另一方。但是,张伯伦并不愿意匆忙与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关系。他无法相信苏联也怀有与英国同样的目的和目标,更谈不上对民主有什么同情。首相坚信,与俄国结盟会分裂巴尔干各国抵抗德国的力量。于是,在与苏联玩弄“很难得到”的同时,张伯伦用答应援助罗马尼亚的办法,加强了支援波兰的保证。
  4月19日,罗马尼亚外长格里戈伊里·加芬库到总理府拜访了希特勒,从希特勒口中了解到了关于他对这一建议作何反应的第一手材料。一提到英国,希特勒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喊道,英国人为什么看不出他所希望的无非是与他们达成协议?英国如果想要战争,那就让它要吧!“这将是一场破坏力大到无法想象的战争”,他警告说,”战场上连两个武装齐备的师都凑不出的英国,怎能看到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
  次日,4月20日,是希特勒50岁寿辰。近日来他常怒形于色,说明他已没有耐心了。时光在飞逝;他相信,自己只还有数年有健康的体魄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与通常一样,1939年希特勒的生日是通过盛大的阅兵来庆祝的。场景雄伟壮观——国防军三军以及武装的党卫队均有代表——目的在于警告敌人。应希特勒的明确要求,表演了最新式的中型炮、重型坦克炮、高射机枪和空军的探照灯。一队队战斗机、轰炸机从头上轰鸣而过,又多又吓人。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使节,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各有自己的印象。他们也没有忽视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作为主宾、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意义。
  此次阅兵虽使许多人吓破了胆,但是,见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德国人均引以为自豪。50岁寿辰也是掀起另一次颂扬希特勒的宣传浪潮的借口。
  对许多崇拜者而言,他是德国的救星:“元首是本世纪唯一能掌握上帝的霹雳并为人类而重新改造它的人。”对其他人而言,他胜过弥赛亚——上帝本人:“我的孩子们把元首看成是为万物发号施令,安排一切的上帝。在他们眼中,元首是万物之主。”
  小学生也被教会了唱颂歌:

(2)

  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
  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最高尚,
  为希特勒而生,
  为希特勒而死。
  上帝就是希特勒,
  他统治着勇敢的新世界。

  2月12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也令戈培尔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个复活无条件投降这个怪物的机会。他辩解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作出的肢解德国和强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证明德国必须加倍努力,斗争到底——要不就被消灭。
  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令希特勒很是满意。次日中午,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大动肝火,他的满意心情因此被冲淡。古德里安将军粗暴地宣称,在奥得河向朱可夫的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希姆莱没有经验也不是当这个领导的料。“你斗胆批评帝国长官!”希特勒喊道。古德里安不甘示弱,坚持让他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去指挥这次战役。希特勒怒不可遏。于是,两人便大声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使会议参与者一个个溜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希姆莱、温克和几个脸色铁青的副官。他们整整辩论了两个小时。希特勒每次高喊“你斗胆!”后便要深呼吸一次。古德里安顽强地重申其要求,让温克去当希姆莱的助手。每次他提出这一要求,希姆莱的脸似乎又更白了一些。
  希特勒一直在室内狼狈地来回踱步。末了,他在希姆莱的椅子前停住脚步,无可奈何地说,“得啦,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就到维斯杜拉集团军去接任参谋长!”他坐下后,显得筋疲力尽。“让我们继续开会吧”,他喃喃地说,苦笑了,“将军先生,今晚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仗。”
  次日,希特勒花更多的时间口述。他对鲍曼说,纳粹党人用行动而不是只动嘴皮把犹太毒素从日耳曼人的世界中洗涤净尽。“对我们说来,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已实行到了最终尽头。不这样做,我们自己可能被窒息而死。”他透露,灭绝犹太人已成为他这次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进攻波兰前夕,他曾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突然挑起战争,他们是得不到饶恕的,我会将全欧洲的这些害人虫灭绝。这次必定是一劳永逸的!”他说,这可不是个威胁,而是他的主要历史任务。“喏,我们把犹太人这个脓疮刺破了;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次晚,吉辛医生偶然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碰到了希特勒。
  元首脸色苍白,右胳膊在抖动;要不抓住点儿什么他便不能走动。希特勒似乎心不在焉,几次问同一问题,好像唱针在唱片上不走似的。“您打哪儿来,医生?啊,是的,克莱弗尔德,克莱弗尔德,是的,克莱弗尔德……”,他喃喃不止,先是向吉辛保证,美国人永远也突破不了“西壁”,后又宣称,德国若输掉战争,他将与他的士兵共存亡,最后,他又吹嘘说,他有一种新式武器,叫原子弹,“即使英国的白崖会躲到水中去”,他都要使用这种武器。说着,他便走了开去,未与吉辛道再见。
  别人也注意到,他偶尔会心不在焉。2月13日,盟国轰炸德累斯顿,加剧了他的坏脾气。在这次暴风雨般的大火中,这个古老的城镇几乎被炸成平地——废墟达1600万英亩,相当于伦敦在整个战争中所遭破坏的3倍。初步的报告表明,在连续两次空袭中,至少有10万人,有可能更多,被炸死。当地警察局长的最后报告说,被炸死的“首先是妇女和儿童”,人数达2.5万;另有3.5万人被列为失踪。
  开始,戈培尔不相信德累斯顿已被炸毁;后来,他痛哭了。当他能说话时,他一开口便谴责戈林。“这个寄生虫,只知懈怠和关心自己的舒适。现在,瞧他惹来多大的罪过。元首为何不听我早先的警告?”希特勒把一肚子气泄在扔炸弹的英美飞行员身上,却又拒绝了戈培尔的建议,即是说,将被俘的盟国飞行员处决,作为报复。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但要等一等,然后再最后作出决定。里宾特洛甫等人是有能力劝阻他的。
  那年2月,欧洲中立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和谈的谣传,这大都是因为彼得·克莱施特最近作的努力所引起的——希特勒曾明令他不得与俄国人再有往来。他这样做了,但到了后来,他又自作主张在瑞典进行冒险活动,这些活动最终导致另一次和平努力——此次是与西方。开始时,他同意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代表吉莱尔·斯托茨会谈。在斯德哥尔摩旅馆内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托茨建议,从各集中营释放4300名左右犹太人。
  克莱施特说,靠这样个人的活动是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的。它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如果用保存犹太人的办法能换取欧洲的保存”,克莱施特说,“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交易’,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
  斯托茨热心起来了。他建议由克莱施特出面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伊沃尔·奥尔逊谈谈,这人是罗斯福总统“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斯托茨前往联系后,回来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去赎买150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正中克莱施特的下怀,便把斯托茨的话向纳粹驻丹麦总督瓦尔纳·贝斯特说了一遍。贝斯特的建议是,此事最好去找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
  回柏林后,克莱施特果然找了卡尔登勃鲁纳,却被当场逮捕,如同他与克劳斯打交道时那样。但是,数天后,卡尔登勃鲁纳却通知他,说希姆莱“愿意考虑瑞典建议的这个可能性”。他要克莱施特前往斯德哥尔摩开始谈判,为了表示守信用,要他带2000个犹太人前去,作为见面礼。以犹太人作交易,对希姆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别的场合,他就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初步的谈判,用犹太人进行讹诈,以通过谈判求和。他也受到两个值得怀疑的人的鼓励。一个是他的按摩医师,叫菲力克斯·克尔斯坦。此人是没有学位的医生,波罗的海地区人,生在爱沙尼亚。另一个是希姆莱的情报主任舒伦堡,一个唯利是图者。他也试图说服希姆莱,向政治犯和战俘表示人道,能向全世界证明,他并不是个怪物。舒伦堡坚信,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和他自己引向毁灭,因此,他一直不知疲倦地敦促希姆莱去开拓每一条有可能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却不是个轻而易举的差使,因为这些谈判必须瞒着希特勒进行。另外,卡尔登勃鲁纳忠诚于他的元首,又讨厌和不信任舒伦堡。卡尔登勃鲁纳曾不断劝谏希姆莱,敦促他切不可搞得使希特勒不快——或更糟糕——的谋划。这都是在他听说克莱施特的最新建议前的事情。对克莱施特他是信任的,毫无疑问,希姆莱会把克莱施特派回瑞典去,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党卫军的暗中策划却成了这个样子:克莱施特刚开始准备行动,便被召至卡尔登勃鲁纳的办公室并获通知,此事已与他无关。卡尔登勃鲁纳不能向他解释的是,他的敌人舒伦堡刚把希姆莱说服,即叫他不要与外交部共享任何荣誉——于是,希姆莱便改派克尔斯坦前去做这笔交易。克尔斯坦立即就集中营内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由问题与瑞典外长开始谈判。由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同意让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柏林,与希姆莱本人作出最终的安排。
  由于克莱施特已被告知不准作声,他的顶头上司里宾特洛甫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后来,瑞典驻柏林大使无意中给希姆莱发了个正式照会,要求准许伯纳多特与帝国长官会见一次——由于这是官方文件,不消说,它必须经过外交部。里宾特洛甫这才首次明白,原来他的对手早就瞒着他在进行和谈。他把弗里茨·赫塞找了来——此人在战前曾不倦地为谋得与英国的和平而奔波。赫塞是否认为,伯纳多特伯爵适合传递“和平触角”?赫塞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答:元首是否已允诺进行谈判?没有,里宾特洛甫承认说,不过,也许可以将他说服。他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呈交给了希特勒。它虽未用“投降”这个字眼,赫塞也未被骗住。
  他议论说,它比主动提出投降也好不了多少。他怀疑西方是否会考虑这些建议,但又说,“很好,你可试试,不过,我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里宾特洛甫是以与政敌希姆莱谈判为开端的。令他惊奇的是,希姆莱十分愿意合作;当听说元首可能发觉伯纳多特前来柏林谈判的事情将超出人道主义时,希姆莱被吓坏了。首先,他保证外交部将来会得到他个人的全力支持;然后,他答应下令取消希特勒关于消灭战俘和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让他们活着留给敌人的指示。里宾特洛甫喜出望外,在向赫塞透露这点时好容易才忍住喜欢之泪。“是呀,我们现在总可以设法拯救德国人民了”,他说。于是,他便于2月17日派赫塞前往斯德哥尔摩。
  想来希姆莱必定是立刻便为其过早地向里宾特洛甫所许下的诺言而后悔莫及的。一想到元首可能发现——并误解——其之所为,希姆莱便吓得魄散魂飞。伯纳多特抵达柏林后,他竟拒不接见——除非他的两个敌手(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先行会见伯爵。他暗想,这便可阻止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说三道四。两人都很高兴。首先会晤伯爵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但伯纳多特却要求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便不愿与他的助手多言,只提议让瑞典的红十字会派人到集中营内去工作。卡尔登勃鲁纳连连点头,还说他“非常同意”让伯纳多特亲自面见希姆莱。此举令伯纳多特好生惊奇。
  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由于不知要听里宾特洛甫发言多久,伯纳多特偷偷地上好了他的跑表。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讲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滔滔不绝地讲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末了,他宣布,给人类作出了最大贡献而迄今仍健在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沉默了。伯纳多特将跑表一按——里宾特洛甫竟一口气讲了67分钟!次日,伯纳多特伯爵乘车前往格赫德医生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设在柏林北面约75英里的霍亨里亨,系希姆莱非正式的总部。伯纳多特觉得他和蔼可亲得令人难受。从外表看,希姆莱毫无穷凶极恶的样子;他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两只小手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伯纳多特告诉他,在瑞典引起公愤的是抓人当人质和屠杀无辜的百姓。希姆莱认认真真回答说,显然,伯爵的消息不确切。他问伯纳多特是否带有具体的建议。
  伯纳多特提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内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交由瑞典关押。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引出一连串对瑞典人的猛烈指责。这与伯纳多特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恐怕是突然生出的恐惧心理所致。“我要是同意了你的建议”,他说话时,眼睛不时眨巴着,“瑞典的报纸恐怕会登出大标题,说战犯希姆莱,因怕受惩罚吓破了胆,正设法赎买自由。”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他或许会按伯纳多特请求的去做——假若瑞典和盟国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又要求得到几个小的让步。希姆莱同意了。伯纳多特的勇气大了些,问,是否可让嫁给德国男人的瑞典妇女返回家园。希姆莱当即予以拒绝。由于被逼至尽头,希姆莱的态度变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多愁善感,甚至荒唐可笑,但是,我是发了誓要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德国人,我不能违反我的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违反元首的计划和愿望的事情来。”只在片刻前他还作出了可能会令希特勒大怒的让步,现在呢,他却在随声附和,跟着希特勒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还说如东线崩溃,欧洲便会完蛋。然后,他又带着感情,回忆了纳粹运动初期的“光荣的”日子——“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
  伯纳多特勉强插进一个客气的问题:关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承认犹太人中有好人,就像其它民族一样吗?我的朋友中很多是犹太人。”“你说得对”,他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可没有犹太人问题,所以你便理解不了德国的观点。”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谈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伯纳多特回瑞典前对他所提的要求全部作出答复。作为馈赠,伯纳多特送给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俗极感兴趣——一本有关战鼓的、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作品。
  伯纳多特回到了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似乎比先前更愿出力,但是,他之过分高涨的情绪却使伯纳多特非常生气。于是,伯纳多特便伺机客气地告辞而去。里宾特洛甫立刻找来克莱施特,询问谁是伯纳多特的后台。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他真正是的是什么?克莱施特瞥见椅子上有个皮夹,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文件。这是伯纳多特的皮夹。克莱施特将它拾起,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会翻阅里边的文件。不料,他把皮夹装进大信封,叫人送回给失主。克莱施特大受感动。“在大战行将瓦解中”,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侠骨仙风姿态”。
  里宾特洛甫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赫塞,并未从瑞典的银行家瓦伦堡处得到多少鼓励,因为后者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二人都决心摧毁德国。他建议让德国人去探探东方。措辞明确的提案或许会令斯大林感兴趣。“斯大林”,他说,“未向西方承担义务。”
  数日后,赫塞在瑞典的报纸上看到一幅照片,使他又产生了希望。这幅照片照的是瓦伦堡的兄弟与俄国大使科隆泰夫人胳膊挽着胳膊,站立在俄国使馆的台阶上。这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不满,准备与希特勒和谈的信号。赫塞大受鼓舞,立刻赶回柏林,但他发现他的主子对瑞典传来的消息完全不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卧病在床,精神不振。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切都成了徒劳,与西方对话的机会一点儿也没有了。“我们的敌人要将德国全部毁灭。他们拒绝进行任何能拯救德国人生命的谈判之原因就在于此。”
  赫塞坚持说,开始谈判的真正的可能性还有两个,一个是与西方(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奥尔逊曾告诉他,总统愿意谈判),另一个是与东方。听到这话后,里宾特洛甫活了过来。
  他把赫塞留在自己的床边,直到深夜。次日上午,他又将赫塞找来。3月16日这天是个晴天,阳光灿烂。里宾特洛甫起了床,不耐烦地踱着步。“你的报告和意见我已仔细考虑过了”,他说。令赫塞目瞪口呆的是,他竟令他返回斯德哥尔摩,开始与科隆泰进行对话。他的指示几小时后便可拿到。“我已把它交给元首最后审批。你的机票已买好了。今晚你便可去斯德哥尔摩。”
  当天下午以及当晚整晚,里宾特洛甫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教给赫塞应如何对付俄国人。午夜刚过,他们便被电话声打断了。电话是外交部的赫维尔——他仍是最受元首信任的顾问之一——打来的。里宾特洛甫一听,脸色立刻白了。“请再说一遍”,他简短地说。片刻后,他将电话撂下。他表面上似乎平静,声音却不然。“先生们”,他说,“元首禁止再与外国任何一国对话!我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后来,赫威尔将总理府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赫塞。开始时,希特勒是同意与俄国人接触的,但在读完那份指示后,他犹豫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留声机还放着《众神的黄昏》的音乐——然后将文件一页一页地撕掉。“我禁止再与敌人接触”,他对赫威尔说,“全都毫无意义。谁与敌人对话谁就背叛了我们的主义。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只有斗争,没有谈判的余地。晚安!”

  希特勒甚至禁止使用“第三帝国”这样的字眼。对于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情形,他也曾对内层圈子里的人抱怨过——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崇拜的情况已发展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在党新近布置的学习班上,一个女老师十分认真地讲述过她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头会说话的狗。当被问到“希特勒是谁”时,狗回答说:“我的元首”。有个纳粹分子当场大怒,插嘴喊道,“你竟敢讲这样荒唐的故事,太可恶了!”那女老师作答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个聪明的动物知道,不准活体解剖。犹太人做宗教仪式时不准宰动物的法律,是阿道夫·希特勒叫通过的。所以,出于感激,这条小狗的狗脑便认出阿道夫·希特勒是它的元首。”
  教会虽未把希特勒看成弥赛亚或上帝,但也对他的50寿辰表示庆贺。日耳曼人的每个教堂都特地做了许愿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元首和人民”。梅因斯的主教还号召各教区的天主教徒特意为“帝国的鼓舞者,扩大者和保护者元首和总理”祈祷。连教皇也给他发来了贺电。
  这些荣耀丝毫未减少希特勒对罗马尼亚大使的愤慨,也未减少他对英国的怨恨。特别令希特勒愤怒的是,不久前,在美国出现了《我的奋斗》的缩写本。这个缩写本未经许可便排印成书,且收进了人人认可的美国版本中删去的各段落,以及由艾伦·克兰斯顿撰写的,提醒读者注意希特勒的歪曲的评论文章。缩写本以袖珍本成书,定价为10美分,10天内便销售了50万册。封面上印有这样的字样:“不给阿道夫·希特勒一分稿费。”(B元首的代理人立即上诉,理由是,他的版权遭到侵犯。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判决,勒令出版商停止印刷和发行克兰斯顿的版本。“这是在实际中民主的漂亮一例”,现当上了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的克兰斯顿于1974年说。他承认,法律上,希特勒是对的,他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所销售的50万册书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使他们看清了希特勒的恐怖政策是何等的错误。正是这些政策不久便把我们抛进世界大战中去。”)一次冒犯来了,另一次又来。这一次的冒犯者系罗斯福总统:他同时致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刚侵略阿尔巴尼亚),呼吁他们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您曾一再断言,您与德国人民并无战争的愿望”,罗斯福对希特勒说,“这如果属实,那就无需战争。”
  这可惹了希特勒。4月28日,他对此作了回答。他的演说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听众——不但在全德和欧洲进行广播,而且还通过主要的广播网在美国转播。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景况相比,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那时,希特勒愿意给任何愿意听的人讲演——假若树木能听,他也愿意。那时,他的听众常对他之所云置之不理,或取笑他。现在,世界在发抖。
  听众如此之多使他受到了鼓舞。威廉夏伊勒就发现,元首从未如此雄辩过。讲演一开始,他便为他的外交政策辩护。
  他不但辩护得很成功,而且还转而谴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他攻击说,英国的外交政策废除了他们1935年的海军条约的基础。这是没有想到的:他自己当年如此急于求得的条约,一下子被取消了。接着,他又对波兰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取消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原因是,波兰人“单方面侵犯了”它。
  希特勒撕毁了两个条约后,又在继续宣称,只要条款平等,他欢迎重新谈判。“想到这个情景”,他说,“谁也没有我高兴。”
  这阵大脑体操确实做得非常出色的,却又被他对罗斯福的攻击所超过。这个攻击——至少是为了取悦于德国听众——是讽刺和挖苦的杰作。这是早年的希特勒,是酒吧间侍者和辩论者的希特勒。他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逐点予以反驳,像中学校长那样,逐点将之抹去。他的重重的讽刺和挖苦,令国会内人人听来顺耳;每次反驳后,笑声和鼓掌声一次高过一次。带头捧腹大笑的是会议主持者戈林。(B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把这个讲演的电影再次放给戈林看时,他再次大笑不止。)当元首最终接触到总统要求德国应保证不再进行侵略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嘲笑和反击——这使人笑得更加开心——却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否会侵略波兰?
  这篇演讲的目的,与其说是说服敌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的手下。他所需要的是时间,以使波兰问题获得有利的解决。他觉得,自己的讲话已达到了目的,便跑进他的半官方别墅贝格霍夫隐居起来。在尔后的酷夏中,他一点儿也不愿触及波兰,但对于俄国,他却张口就来。克莱斯特一边喝茶一边狡猾地提出的初步友好的问题现正发展为真正的热恋。在爆炸性的国会演说后不久,在苏联报纸的后版上出现了一条似乎不惹人注目的消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职务已由V·M·莫洛托夫接替。这是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最欣赏它的莫过于德国大使馆了。当晚,德国的临时代办便打电报给威廉大街说,外交委员会未对此事做出解释,但李维诺夫(他的夫人爱维是英国人)之被解职看来是他与斯大林之意见分歧的结果。李维诺夫本人系反对轴心国的集体安全的象征,他的下台因而意味着斯大林已放弃了这条路线。犹太人李维诺夫被非犹太人替换一事表明,对英国之初步建议业已不相信的斯大林,已将大门向其在柏林的反犹伙伴打得更开了。然而,有件难堪的事不但俄国人对希特勒瞒着,就连他自己的外交官员也对他瞒着:莫洛托夫的妻子是犹太人。
  听到李维诺夫被莫洛托夫替换的消息,希特勒如同“中了炮弹”。希特勒与斯大林,两人均强烈憎恨和恐惧犹太人,这是共同的。此外,长期以来,希特勒就对斯大林的残忍多少有点儿佩服。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不相信与斯大林合作是明智的。5月10日,他将一名俄国事务问题专家召至贝希斯特加登,研究斯大林是否准备与德国达成真正的谅解一题。具有20年对苏经验的古斯塔夫·希尔格,现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经济随员,他听了这个问题后,不禁多少吃了一惊。希尔格“向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自1933年以来德苏关系的小结。他提醒希特勒,在斯大林上台后的头几年中,苏维埃政府曾常表示希望能维持旧日的友好关系”,但又有所节制。他无非是在提醒希特勒注意斯大林在两个月前,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苏联没有理由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声明罢了。令希尔格奇怪的是,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里宾特洛甫,谁都记不得斯大林讲话的内容。
  希尔格长篇大论地说明,苏联并不是一个军事威胁,因为她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去搞经济建设。希尔格一走,希特勒便说,他自己已“有点儿俄国味道了”,还可能听信于俄国的宣传。“不过,如果他是对的,我便不能同意斯大林的和平建议。我必须尽快中断那个巨人内部巩固的过程。”他令里宾特洛甫在对苏关系中原地踏步。
  斯大林则令阿斯塔霍夫恢复对德的贸易谈判。5月20日,莫洛托夫插手这一谈判,把德国大使冯·舒伦堡请到克里姆林宫。平常脸孔冷峻的莫活托夫,此次却成了和蔼可亲的主人。但是,在亲切的外表下却埋藏着一副铁石心肠。正式谈判一开始,他便抱怨说,希特勒显然不太愿意签订新的经济协议,这给苏联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德国人并非真心诚意,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谈判中玩弄花招。
  元首更关心的是加强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至少目前是如此。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突袭虽然使他难过(希特勒要的是取乐,而不是真干),但自那时以来,他一直在与意大利谈判,以缔结一个更有约束力的轴心条约。此条约于5月22日签订,仪式还相当隆重。它被称为《钢铁条约》,把意大利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地捆在一起。对希特勒而言,这项条约系外交胜利的产物,因为它保证,在战争期间一方“将用其海陆空三军的全部力量”支援另一方。令人难于相信的是,由于急于取悦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未让其内阁或政治和法律专家们去核对条文内容——此条约甚至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在遭敌进攻时本条约才有效。这样,墨索里尼便大意地把意大利的命运置于他的伙伴的掌心。
  这条约的签订,好像使希特勒拿到了冒险发动战争的许可证似的。次日,信心十足的元首便把高级军官召至总理府内的书房。他解释说,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与德国和波兰的分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目标。这是我们向东扩大生存空间的问题,也是取得食品供应和解决波兰的争端的问题。”
  因此,波兰(尽管与德国有友好条约)必须被消灭。“我们不能重复捷克事件”,他警告说,“那会出现战争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只有在西方不参战的情况下,对波兰一役才能告捷。因此,他把发布进攻令的最后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这若办不到,那还不如进攻西方,并同时将波兰解决。”
  他的矛盾言辞,令听众摸不着头脑。正在此时,忠实的凯特尔自我解释说,元首的意思不外乎是要向各将领表明,他们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战争不会真的爆发。希特勒还说,他作一勇敢预言,要与英法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可轻易逃脱的想法是危险的,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同时,这也不再是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千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基本的目标是让英国屈服。“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战争”,他说,“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一场战争。”
  这决不是着了征服迷的某人的胡言乱语,而是一次招供:不进行战争,德国不能再作为一个大国继续下去。只有东方无穷无尽的资源才能拯救帝国;另一个选择,即与西方将就下去,却包含着各种风险,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他向世界暴露真相,就是说,他一直在恫吓和逃避战争的较量,那末,德国的威信和力量就会像泄气的气球,很快消失。
  众人步出冬园时,凯特尔和雷德尔可能除外,大家都非常震惊。元首呢,则神彩奕奕地跑到上萨尔茨堡躲难去了。中途还在奥格斯堡停留,观看了当地演出的《罗安格林》。即使在贝格霍夫休息,希特勒也在探讨与东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
  对英国在莫斯科谈判一事,虽然他令舒伦堡“要坐得住”,自己反而坐立不安了。假若他们先行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协定,那该怎么办?果真如此,德国入侵波兰时,斯大林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他必须搞清楚。5月26日,里宾特洛甫向舒伦堡发出指示,要他通知莫洛托夫,如果希特勒能得到保证,即苏联已在事实上放弃了反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如同斯大林在最近的讲演中表明的那样),那末德国将放弃其先前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如果作到了这点,那末,“考虑使德苏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平稳而正常”的时刻便到了。
  希特勒是愿意延长其生存空间的梦想的。他要舒伦堡说服莫洛托夫,让他相信德国根本无意扩张至乌克兰。对新近签订的《钢铁条约》,俄国人也用不着恐惧,因为它完全是针对英法两国的。舒伦堡又进一步获得指示,要他向莫洛托夫说明,如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对波兰动武,苏联也不会遭难。再者,与德国签约要更加实用得多,这一建议是诱人的。因为,在外交辞令后边,还明明白白地邀请苏联去瓜分波兰。英法两国不能或不会及时援救波兰的论点,对斯大林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说来,也是有吸引力的。
  由于这个建议是如此自发地提出来的,以致使威廉大街也出现了一些小惊慌。首先,里宾特洛甫将希特勒建议之内容通知了日本大使大岛,催促他向东京发电,请日本也同意此建议。在日本,批评大岛将军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应声虫。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变得非常顽固不化的,他连电报都拒绝往家里发。他辩解说,任何一个轴心国若与苏联(虽未宣战,苏联的步兵和坦克却在满州——内蒙战线上与日军进行残酷的战争)达成协议,必然会使日本参加日德意同盟条约的全部机会丧失净尽,而日本的参加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
  里宾特洛甫没了主意,连忙打电话给阿托利科大使征求意见——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是俄国问题专家。阿托利科同意大岛的看法,认为轴心国若与克里姆林宫接近,俄国人便更容易在巴黎和伦敦“把货物吊起来卖”。
  苦恼的里宾特洛甫想必与身在贝希斯特加登的希特勒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并取得了新的指示。当晚。里宾特洛甫便向莫斯科发出另一封电报,取消了先前主动向俄国人作的建议。冯·德·舒伦堡大使若未收到新的指示便不准轻举妄动。
  希特勒认为,接触的俄国人级别太高了,便令威兹萨克去探听阿斯塔霍夫的口风。3月31日,他按指示执行。从内容和语调上看,他们的谈话都让人恢复信心。元首于是便于当日晚些时候发电给舒伦堡。指示他一定要“与苏联进行谈判”。这封电报刚一发出,另一封又发了出去,建议恢复与俄国人进行的经济谈判。然而,斯大林的疑心超过了希特勒的疑心。到6月底,由于未取得重大成果,希特勒便下令中止谈判。双方似乎都急于要共度的密月也就告吹。
  斯大林所追求的西方,在达成协议方面,并不比希特勒更有所进展。在伦敦,由于克里姆林宫不愿认真谈判,哈利法克斯勋爵已忍无可忍。他向迈斯基抱怨说,什么都说不行,这并不是谈判。它“酷似纳粹对待国际问题的方法”。苏联于6月29日通过《真理报》对此作了回答。《真理报》的这篇题为《英美政府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文章写得非常辛辣。苏联在迟疑的真正原因是,它积极地怀疑英国的目标是将它卷进对希特勒的一场战争中去,而自己则将军事上的损失减至最小。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日本驻伦敦大使向东京报告说,据自己的印象,英国又与通常一样,在耍两面手法:用与苏联进行的条约谈判威胁希特勒,用与德国保持和平的计划反对斯大林。
  与此同时,希特勒整个夏季都躲在贝格霍夫,既不在外交界抛头露面,也不发表重要的演说。这段的沉默也许是其自身拿不定主意使然,也许与其信念有关:大部分问题,你若不管它,它们便自行解决了。不管属何种情况,他都不可能做出更能使对手混乱的事情来。这是个被动消极的季节。他耐心地倾听着墨索里尼写来的书面警告——是由一位将军亲自送来的。墨索里尼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说他们两国都需要和平。“要到1943年后战争的努力才会有最大的胜利前景。”当将军念到墨索里尼不大愿意参与欧战时,希特勒并不想与之争辩。他自己的意图还是孤立波兰,把战争限制在局部。至于如何做到这点,他并不需要听一个意大利人的高见。
  在他的几个副官看来,他明显地轻松多了。他于7月中旬下山,在慕尼黑作了短暂的停留,在国家歌剧院观看了专场为他演出的《汤好色》(Tannhauser,德国13世纪时,一武士兼抒情诗人,裨史载其在维纳斯堡一山洞里与维纳斯纵情淫乐,后忏悔。瓦格纳据此写的歌剧也叫Tannhauser,中译为《汤好色》——译注)。这部歌剧还有个新的特点,是专为这位国家元首希特勒增加的情节:两名全裸的姑娘,一名演欧罗巴,骑在公牛上;另一名演丽达,带着天鹅。
  一星期后,他到了白莱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这次音乐节除演出了《戒指》外,还增加了扣人心弦的《崔斯坦与帕西法尔》。每次演出他都邀请他中学时期的朋友库比席克前来观看,但直到8月3日,即《歌德达马隆》末场演出后一天,他们才相见。那天下午,党卫队一名军官陪同库比席克来到万弗里德旅馆。希特勒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朋友的右手;库比席克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库比席克有点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叠印有元首的照片的明信片,想让希特勒签名,以便带回奥地利去分发给朋友。希特勒戴上老花眼镜——他很小心,遇有拍照都将眼镜取下——热心地在每张明信片上签名,库比席克则在旁小心翼翼地将墨迹一一弄干。之后,希特勒便领库比席克到花园瞻仰瓦格纳之墓。“我很高兴”,他说,“能在同一地方再次碰到你。这是我们俩过去最崇敬的地方。”
  由于当了元首,肩负重任,希特勒的私生活已难得有趣,而这一小插曲是罕得有的私生活的一个例子。给爱娃·勃劳恩的时间也很少;直到1939年年初她才住进总理府内的卧室。她睡在兴登堡生前的卧室里;室内的主要饰物是一幅俾斯麦的大像。元首有令,窗帘永不准拉开。这间忧郁寡欢的卧室(及一梳妆室)可与元首的书房相通。但他却要她通过佣人专用门进出他的房间。
  他们虽然过着夫妇生活,但两人都尽力跟工作人员打哑谜,说他们不过是好友而已。上午,她叫他“我的元首”,但久而久之她用得习惯了,据她对好友们说,即使在私下里也这样称呼他。然而,知道他们的稳私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说来也荒唐,他们最少有一次防范不严。这事刚好发生在魏德曼上尉被解职前。一天早晨,魏德曼到元首房里去送急电,惊奇地发现爱娃的小巧玲珑的维也纳鞋竟呆在元首的皮鞋旁边——好像住旅馆时让人擦鞋似的。“我不禁想起了拉丰田的寓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边下楼梯,一边笑个不停。”
  在贝希斯特加登(在那里,爱娃的住房很舒适,与元首的紧紧相连),或在总理府,每逢重要客人来访,她便被关在屋里——这是她最难熬的时刻。她渴望能见到霍尔蒂海军上将、胡佛总统、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阿加·汗和其他要员。然而,她却像孩子一样被关在房里。她私下对友人说有一次,她求希特勒让她见见温莎公爵夫人,因为,她想,她们俩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却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是最令她难过的。
  但她也明白,来自全世界的伟大人物都敬重他的情人。这,她很高兴,但也只能以此聊以自慰,使她的热切地等待着的生活好受些。另外,这怎么也比早年孤单和狐疑的生活要强,那种生活曾两次导致她自杀未遂。
  政治战线方面,在希特勒在白莱特欣赏《崔斯坦》的当天,里宾特洛甫批准恢复与阿斯塔霍夫的谈判。谈判结果虽然令外长高兴,但彼得·克莱斯特却警告他勿让斯大林看出德国急于求成,尤其不能为一条约而搞特殊姿态。他们应该等待,也许用不了半年,便可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里宾洛特甫笑了。两星期内他们便可签约!他对克莱斯特劝他要有耐心的忠告置之不理。为了急于完成条约以对付英国,里宾特洛甫令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并建议认真进行政治会谈。这次会晤于8月3日举行。德国大使报告说,此次会谈所得的印象是,苏联决心与英美两国签约,“如果他们能完全满足苏联的愿望的话”。肯定地,这印象是莫洛托夫所希望散布的。他与斯大林两人均注意到了威廉大街的焦急情绪;他们一方面在引诱德国,另一方面又牵着英国的鼻子走。
  到此时,希特勒已比里宾特洛甫还焦急了,原因是,他为波兰战役所定的截止日期只还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他仍要得到斯大林的保证——苏联红军将不予干涉。就在这节骨眼上,他若不是运气亨通就是强使之然。在舒伦堡与莫洛托夫会谈后一天,波兰出现了一次危机。但泽的纳粹通知波兰海关官员说,他们接到命令不再受稽查。波兰作出了反应:它愤怒地要求取消命令,但泽自由市参议院总裁也愤怒地否认曾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并攻击说,波兰是在寻找借口,威胁但泽。这真是小人得势。他并迅速地于8月9日夺过指挥权。同日柏林警告华沙,它若再向但泽发出最后通牒,“必然会使德波关系更加紧张”。原来是一场小小的风波,现却被弄成一场严重危机——波兰反驳说,德国若出面干涉,波兰将视之为侵略。
  受控制的德国报纸已在大喊大叫。“波兰!注意!”报纸的大标题在提出警告:“华沙以轰炸但泽相威胁——波兰自大狂的宣传不可信!”另一标题在狂吹。正当戈培尔在大喊大叫时,外交部却以较低的调子发动攻势。里宾特洛甫的经济专家尤利乌斯·施努尔向阿斯塔霍夫保证,德国在波兰的利益真是非常有限的。“它与苏联的任何一种利益都不发生冲突”,他说,“但我们必需知道是些什么利益。”
  希特勒虽然躲在山上,但也亲自过问此事。他将自己的专机派往但泽,把国联驻此自由城的高级专员卡尔·布克哈特接来。8月11日。布克哈特抵达了上萨尔茨堡,并立即驱车上了克尔斯坦山上的茶楼。
  希特勒正忙于另一件事。“某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也许很快就会发生”,在乘电梯上主要会议室时,他对斯佩尔说。他好像自言自语地提到,他要派戈林出差。“不过,若需要我会亲自去的。我把一切都押在这张牌上了。”他所指的是与斯大林签订条约。待布克哈特走进室内时,希特勒已火冒三丈,正为波兰问题大发雷霆。“在事先未得警告时若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喊道,“我就要用他们梦想不到的全部机械化部队,像闪电一样,把波兰人砸个稀巴烂!”他大声喊道,“你明白我的话吗?”
  “很好,总理先生,我很明白这意味着一场大战。”
  希特勒脸上闪现出痛苦和愤怒的表情。“很好”,他说,“假如我被迫打这场战争,我宁愿今天就打,不愿明天再打,我不会像威廉二世那样打仗。在全面战争开打前,他总是忧心忡忡,小心翼翼。我呢,则将无情地打,粉身碎骨也要打到底!”
  像泄了蒸汽一样,他安静了下来,心平气和地对他的客人说,他并无进攻英法两国的愿望。“我并无罗曼蒂克的热望”,他快活地说,“没有当盟主的胃口。首要的是,我并不在西方寻求什么,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但是,在东方,他可要放开手脚干。“我必须为德国搞到足够的小麦。”为取得木材,他也需要在欧洲外搞个殖民地。他的野心就只有这么大。“就这么一次”,他阴郁地说,“重要的是,你应明白,我随时准备就这些事情与人谈判和讨论。”
  他一再重申,若在东方得到自由,他将高高兴兴地与英国签订条约,保证英国的所有属地。显然,希特勒是想将这项保证转给伦敦——也想把接着提出的威胁一起转过去。“我心里想的全是如何反对俄国。如果西方竟笨到连这点也不懂,那末,我便只好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先将西方砸碎,然后再倾全力反对苏联。我需要乌克兰,我们才不会像在上次大战那样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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