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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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4

1923

(1)

(1)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识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500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返身回到7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又45分钟,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企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一起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以为然。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B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等等。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一边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据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他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1924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48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5%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2)

(2)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1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762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10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月12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G·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4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3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3月11日和14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竟宣布(我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11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卍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高兴地看到,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3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6个月内将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10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170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5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6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3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7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1924年4月1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4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3)

(3)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8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9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4时45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10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32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4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5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的,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这本书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当局将他打进监狱,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假若他们老让我讲演,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犯人们竟发行打印的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写,他也常为它画讽刺漫画。地下报纸本来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有人不慎在家书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当赫姆利希到一号牢房搜查编辑部时,却什么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是侦察晚间的集会,以确保不会有人密谋革命。但是,偷听者却受到希特勒讲话宣传的影响,不久便被他的讲话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们常集合在门外,“全神贯注地听着,尤其要听听他对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他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总是用“万岁!”结束会议。此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那组改编的歌词: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11月1日,他们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二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11月6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聘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参加。“不过,如果只从骚扰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坠五里雾中。他问,那晚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堂?他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茄克,卍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卍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正在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那时是晚8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撒河彼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零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巴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可容3000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撒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8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到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但,实际上给开道的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在一根大柱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遣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30亿马克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气酒。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作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时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涌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张好桌子一样。20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警察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的“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一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涌去,但被警告回去。反抗的,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安静!”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已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一邻屋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10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他粗声粗气地说,“四梭给卖国贼吃,一梭供我自己吃——假如我失败的话。”他把手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枝机关手枪。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冷地回答说。使他感兴趣的倒是鲁登道夫将军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无计可施。他急忙喝了几口气酒,连声向卡尔道歉,然后便大步流星走出房子。外边,听众已秩序大乱,眼看无法控制。有人喊了一声:“演戏!”
  另一人喊道,这是墨西哥式的革命。大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讥笑声,直到戈林仿效其主子的做法,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厅才安静下来。他呼喊道,他们的这次行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卡尔、帝国国防军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搬出了幽默:“你们不是有啤酒吗?”他喊道,“还愁什么?”
  大厅里的混乱并未使希特勒泄气。尽管人们在高声怪叫和怒骂,希特勒推开人群,朝讲台走去。厅内仍嘈杂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不静下来,我就命令阁楼上的机枪开火!”突然间,他已不再是被人们取笑的对象。“紧接着”,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授回忆说,“希特勒发表了一起杰出的演讲,这篇演讲令任何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讲,没有一点儿怨天尤人。”他的讲演似乎胜利在即似的。他向听众保证,他充分信任卡尔,将让他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也保证,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赛塞尔出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要领导向罪恶的巴别——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巴别,《圣经·创世纪》中的城名。——译注)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大多数人的感觉确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作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5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11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鲁登道夫明白,“这是个有关生死或许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神经病医生!”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4)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入他的著作,便让他的人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10多个人逼他作了一次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锅黑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便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去了。”
  较不虔诚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斯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的围桌骑士,意为高洁之士——译注)。
  “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无能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岐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在伊撒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回响外,还挤满了2000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8时40分,即在他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继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疾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喧齐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撒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3000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斯特拉塞,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机。令人不能置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和军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尼林总理、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要赫斯将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试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有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起誓言的!
  上午11时,随着1000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着卍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士官生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先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汇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和卡尼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19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19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特及邻近一带的忠实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特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作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12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八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3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的伙伴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他并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走漏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校士官生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士官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士官生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士官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10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10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士官生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士官生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19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汇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2时55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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