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陆回反,黄陂山地伏击战黄陂山地伏击战

2019-09-01 08:50栏目: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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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在85年前的今天,1933年2月27日 (农历二月初四),黄陂山地伏击战。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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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黄陂山地伏击战,是第四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为“进剿”军,左右两路均为“清剿”军,策应中路军的行动。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敌中路军总兵力约70个团,分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11、52、59师,向宜黄、棠阴地区集中;第二纵队10、14、27、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三纵队5、6、9、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1月底,蒋介石亲自到南昌组织“围剿”,准备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六月五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据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次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红一方面军当时有第1、3、5军团和第11、12、21、22军团,总兵力约7万人。2月9日,红一方面军向南丰地区开进,对南丰城西北之敌外围阵地发起进攻,但未能突破敌人主阵地。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司令员和周恩来政委的指挥下,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改由一部佯攻南丰,主力集结于南丰和里塔圩一线以西地区待机打击援敌。2月22日,我军获悉敌中路军第一纵队准备由宜黄、乐安地区迂回到我军后方,而第二纵队主力集中南城,准备同我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周恩来、朱德鉴于敌人兵力密集,毅然决定撤离南丰,采取退却步骤,由第11军伪装成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敌人,主力军则陆续秘密转移到中央苏区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侍机歼敌。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人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②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2月27日,敌第一纵队的52、59师,行至宜黄南部黄陂地区时,我第一军团第一师立即以一部兵力向蛟湖攻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与此同时,第7、9两师向敌52师猛攻,第10、11师,第21军等截断了敌人退路。我右翼先头部队到达黄陂、秀源一线,发现敌人第59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右翼第22军第64师向霍源方向急进,于是请求歼灭敌人第59师于黄陂、霍源地区,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溃了敌人。两天的战斗结束后,敌第52师被全歼,第59师除一个团逃脱外,其余都被歼灭。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七月一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七月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多次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打成对峙。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的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部队。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泽东、王稼样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部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③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④

  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原来要求,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正在信丰一带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后方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⑤按照这一决定,朱德命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八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零都地区。

  随着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在八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  八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在兴国县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在兴国召开会议。这两个会议重新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认为赣江以西有敌军重兵防守,红军如按预定计划由万安西渡赣江,必将陷于被动;而赣江以东的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特别是乐安、宜黄地区只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驻守,容易攻克。基于这个分析,决定放弃西渡赣江的计划,改为北上直取乐安、宜黄。

  在这期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电称:“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⑥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⑦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⑧八月十六日拂晓,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第二天下午二时,乐安城被攻克,全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共俘三千余人,击落飞机一架。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又先后击溃高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城的是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还有保安队一个团。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在当晚将守军大部歼灭。逃往临川的余部也被红三军在追击中大部消灭。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地结束了。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枝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红一方面军在七天内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直接援助赣东北、赣西北,策应鄂豫皖、湘鄂西,并且调动了赣河敌人,使粤敌难于深入中区,给河西苏区及红八军以发展机会,并可进逼吉安。”

  ⑨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部队向东急进。八月二十四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攻取南城。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这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八月间,“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十万人,分几路向洪湖根据地分进合击,重兵包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而是从单纯防御的观点出发,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决定分兵堵击。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这一行动计划后,立即复电指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而且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不得不全部撤离。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劝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11)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对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这一正确决策,中央局十分不满。九月七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是不正确的决定”。并说:“如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12)九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

  (13)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14)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15)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己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16)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17)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18)月一天,朱德、毛泽东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19)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20)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21)。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己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22)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23)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24)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还认为“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25)所以,会后便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26)为理由,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27)会后,朱德、周恩来继续赴前线指挥红军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住地话别。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28)十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9)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此时已离开部队)、代总政委周恩来,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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